堯典與虞書
讀文學要幅寬，這裏先來說讀堯典。
我十五歲時買得一部木版尚書，暑假回鄉下坐在簷前竹椅子上翻開第一篇來讀，也無人教，首句“粵若稽古帝堯”粵若二字就要看註才明白解釋。堯典裏的是日月星辰與農作的世界，我雖不知道底細，但已開豁了胸襟，只覺得我家的衡門與屋瓦亦是在于堯典的世界裏。
當時已起來五四運動，北京大學一派興疑古的新風氣，但是堯典講星的位置在天文學上得了證實。又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地下考古學所發見美索波達米亞的古文明，更可參照堯典裏的世界，得到新的證實。今年初夏東京上野開敘利亞古代文明展覽會，距今三千年前的與五千年前的天文與音樂數學與文字，農作與陶器鑄金等手工業品，使我只覺得非常親切。而我國的文人與教授今尚以五十年前顧頡剛的古史辨說禹是條蟲為新奇，此種無知，是因于其人品惡劣。讀書是為與好的東西見面，而這批人卻為要找見與他們自己一樣的醜惡。他們頂高興自己的祖先是猴子。
寇世遠監督說人是神所造，非由猴子進化，這話我完全可以同意。舊石器人還不出高等動物，不錯，他們是由猴子進化來的，但其中的一部份人類在渡過洪水時豁然悟得了一個無字，發見了神了，他們纔成了真的人身，這是一個飛躍，與舊石器人是不連續的。新石器人不是由舊石器人進化來的，而是出自天授，故可說神一造就是人。新石器文明也是天授。若不知這個，就是不懂得文明，談文學也沒個著實了。
堯典裏的世界使人讀了胸襟開豁，這就是文學的最高效果。學文學是要從非文學處去學，譬如遊山玩水，譬如“擊壤歌”里小蝦與貓咪她們盪紅磚路，譬如讀堯典。而堯典也真是一篇詩。讀時亦不知是詩，只是愛那字字句句，像雨過天青時紅磚路的磚一塊塊。
若要說人世的真實，是沒有此文學為見證更精密的了。如李白的詩“長干行”有二首，黃庭堅說第二首非李白作，經他如此一提，我再讀了想想果然。又如書法，康有為、吳昌碩的真筆與偽作我照眼即可看出。只要是真懂得文章的人，即不借考證亦知堯典不是可被偽作的。
我自己很喜歡小時候那種不知底細的讀堯典，那是我最愛的讀書法。其后雖更知道了美索波達米亞的考古可作堯典的新見證，而我原來所知道的還是不可增減。讀文章是可以像驚豔，原來前生已相知，決不會失誤的。
虞書講舜帝之事，舜南巡卒于蒼梧之野，二妃娥皇女英淚灑洞庭湖君山之斑竹的傳說，幾千年來一直是培養詩人的情操的教材。王國維考據山海經裏的帝俊即是舜，想像起來很洪荒，然而讀虞書又覺得像是今天的事。司馬遷採訪了種種杳遠荒誕的傳說，而可以把黃帝本紀寫得這樣真實，這完全是文章之力。可比紅樓夢的滿紙荒唐話，然而沒有比這寫得更真的真情實事，惟文章之力可寫歷史的事像寫的是今朝的一枝花。虞書裏寫天子五年一巡狩，柴望山川，群后四朝，那從今日考古學上對世界古文明國的知識，與中國從黃帝以來的井田制來看，完全是事實。但比起這些知識為見證，單單因為所寫的事有這樣好，這就絕對是真實的了。
法國小說家巴爾札克的寫實不如紅樓夢的寫真，這兩種寫的方法一定要分別清楚，不論是學文學的或學歷史的。朱西甯有一篇“將軍與我”寫一位鎮守金門的將軍與其秘書，作者當時並不在場而能寫得這樣真實，我讀了實在佩服，而且深思其故。又則是袁瓊瓊的“清平樂”裏的“看熱鬧”與仙枝的“桃李不言”裏寫櫻桃落得一地，那是在場所見的，而寫得來各有不同，皆讀了使我驚異，自覺不及，並亦深思其故。這其故不易思索得明白，而我倒是想起了不相干的小兒戲來。
我的小外孫還只有二歲時，我與愛珍帶他到就近兒童公園去玩，我打太極拳，愛珍做體操，小外孫叫一清，他管自與別的小孩玩沙泥，坐矮秋千，捉小皮球。及至回來，愛珍問一清，外公打拳是怎樣的？他聽了也不說話，就在客廳地板上仿效馬步與推手，做了兩三個動作，使我看了大大的驚異，那是真真的太極拳姿勢。他那臉上的一股認真樣子使我不敢當他是兒戲。我乃再問一清，外婆剛才做體操是怎樣的呢？他聽了又即刻學外婆扭身甩動兩手，做得十分正確，做時臉上認真不言不笑。愛珍也驚異得笑了說道：剛才我們做時並不見他注意看，他玩他的，誰知竟看得這樣真！以來過了三年，一清今滿五歲了，有時我與愛珍仍同他去公園，回來問他，外公打拳是怎樣的？要他學來看，他反為學得還不及從前的真了。原來他今是用知識來看來學做的，而以前他兩歲時是只以天機來看來學做的。
如此我乃想到像袁瓊瓊的也是不經意似的只眼睛梢著一下，而以天機就能把事物動作描得這樣真。再如朱天文與朱天心看似都不大會說話的，筆下的辭句即可以這樣神妙，這也是像一清兩歲時學做馬步與推手的出于天機。
原來描寫事物的方法有三種。一種是科學的方法，譬如照相，照相雖用機械，有照得好的亦可是藝術，但到底不能與物素面相見。又一種是數學的方法，可以完全不顧物體，而以冥想，于無中生有的構造了點線與方程式，只要管自在數理上行得，即可對應得萬物，連至今沒有經驗過的銀河系亦對應得，可以用數學的方法描寫出火星是怎樣的形狀，在宇宙火箭到達之前。而還有第三種則是文學的描寫方法。
中國文學如中國畫，有寫生與意造。畫的寫生近于照相，但照相是取的物之形，而寫生則是通過寫形而更寫出了形背后的物之象。但還有脫離寫生的意造，例如平時看了許多真山真水，畫時部可不拘于實物。這意造近于數學的方法，而數學的是物之理，畫則是物之象。意造不是私意造作，而是作者同于大自然的生出物來，所以決不比寫生差真。文學亦有寫生與意造，乃至于寫歷史上年代久遠近于堙滅的事，亦可如易經的知于未形。知于未形不但是對未來的，亦可以是對過去的，像數學的可描寫未經驗的對象。如易經的未經驗素粒子的現象而知陰陽，如堯典虞書與司馬遷的黃帝本紀亦未經驗美索波達米亞的地下考古，而可以描寫得無錯誤。所以歷史非文學的力量不能寫，無論是寫近代史與遠古史。
寫歷史是要以天機。
舜起于畎畝之中，希臘以來至近代前夕的西洋史上無類似的例，民國的史學家因此以為虞書是偽作，但是今世紀二十年代解讀了埃及金字塔中所刻第十八王朝法老給嗣君的遺詔，教他任用宰相不可重門第財富，要起用智慧與人格高尚的人。疑古者是不求世界古史學的新知識。其實堯典與虞書都是自證的，倘使你能以文學的智力讀之。
讀虞書，感覺有一種飛揚而安定。安定是生于人對人與人對物的基本態度是賓主之禮，萬物歷然皆在，故覺得舒服安定。虞書天子對諸侯，柴望之于山川，皆是賓主之禮，此乃基于人與天地為三才的覺，故對人、對物的情操可以這樣的健康而平明。賓主之禮是格物致知之始。而西洋人則從對人、對物的態度起已乖張了。中國的是人與天地並為大自然所生，亦即並為神所造，人對天地可以賓主之禮。舊約亦是說人與天地並為神所造，而說人要依從地，沒有講到人如何對天，惟空中的鳥，海中的魚，地上的獸皆人治之，比起天地人三才說不完全，此尚是聖經。西洋人則對人，對物的基本態度是征服與被征服，所以總是不安，最顯見于其文學。
我今是作了理論上的說明，但我小時單是素樸的讀堯典與虞書，感覺到連我自己在內的萬物的舒服與安定，與清明之氣相連的這安定，即已培養了我與中國文學的情操，因為這舒服、安定與飛揚也是漢賦與唐詩孟浩然、李白的作品的基本情操。也是今天中國文學的基本情操。
讀昔人的作品，我今以理論來說明，有時還不得不也來講考證，以破古史辨之流，而我每每懷念小學時的素讀。日本三菱公司每週一夕請東大名譽教授漢學耆宿諸橋轍次先生講詩經，我偶然列席聽過二次，諸橋先生像舊時塾師的只照字句素讀，釋義訓音，三菱的社長經理等十餘人也像舊時塾生的聽講。我很愛那種靜穆的空氣。我小時就是這種讀書法。及至大學，這纔初次聽見誰把研究書經寫成一部書，我不知所以的帶些不信。
我能說明佛經，但亦仍愛素樸的唸經。我學書法，但亦每每懷念小時在村墊午飯后的習字，是用墨筆依著先生朱筆寫的一張字來描。小孩不知書法，字自身即是好的，看了心愛，而小孩自己寫的字也真的都是好的。字自身即是好的，這是書法的基礎，小孩的字是未有書法也已經是天成的了。我雖學了書法，今亦仍是以此來玩味太平天國李秀成的農民的字體，與鄉村年輕婦女描鞋頭花的刺繡底樣，描時的那認真、謙虛、喜悅，雖然是村婦豈知繪畫。因此想到“擊壤歌”裏小蝦的交友待人，也像小孩的看文字與習字，對這些人個個心愛。孫先生便是對這個時代的人都這樣心愛的，否則不能革命。
讀書，素讀法是感，理論的思考的讀法是見識，見識的根底是感。我小時讀堯典虞書等，得的是對禮樂文章的一個混茫之感。堯典與虞書都是寫的政治，而又都是大自然，把來素讀，只覺是在文學與非文學之際。
文體
中國的文體是獨有的，為世界上他國所無。
古代希臘人寫的歷史就只是記錄，另有史詩才是文學的。他們不能有像堯典、虞書、黃帝本紀、與左傳那樣的文體。柏拉圖集中所收的哲學，若非演說體，即是問答體，沒有像易繫辭與莊子的文體。
至于希臘的文學，則除了史詩便是戲劇，但沒有像離騷與宋玉的賦那樣抒情的文體。
在西洋，抒情詩早有，但抒情文則遲到一直后來才有抒情的散文體，但也還是貧缺。中國抒情文體的發展，自楚辭漢賦至蘇東坡的赤壁賦，與柳宗元的永州八記、歐陽修的醉翁亭記等，文體與內容如此豐富闊大，乃是因為能寫情寫到了天性與事理之際，文章的昇高到了文學與非文學之際。中國之所以能有賦體，是文章寫到了韻文與非韻文之際。又如三國演義紅樓夢等小說，則是寫到了小說與散文之際。如元曲、崑曲與平劇則是寫到了戲劇與散文之際。
平劇白蛇傳可以只演其中的斷橋或水漫金山，對全劇的結構可以是不連續的。因為中國的戲劇也是有調而非旋律，若西洋劇則其結構是旋律的，像羅蜜歐與茱麗葉即不能只拆出一段來演。中國劇可以只演一段，即是戲劇亦在劇與散文之際。非旋律的即帶散文化，小說所謂百忙中忽有此閑筆，戲劇則如演水漫金山，揚子江中的蝦兵蟹將與天兵天將正打得緊張處忽然耍起槍花，對方拋槍過來，這邊用雙？接住了送回去，對方又拋槍過來，這回是背身用腳反勾，把來踢回去，這也是對旋律的散文化。而因為有調，故散文亦可以是樂；禮樂文章的樂。這才是中國文學的文體。而形式亦即是內容，中國文學的文體與中國文學的性情是相一致的。
“擊壤歌”的敘事這樣散漫，然而全文有一個強大的意志將它統攝起來，這意志是息，而亦因文體是調纔可能，若行于旋律，則不可能如此。調行于息，是生命的波瀾瀲？壯闊，所以寫文章的人總是神志清楚的。
而旋律則是力學的，作者被自己的作品的旋律捲了去，讀者把來讀了之后亦只會感覺到人的無力。而旋律的敘事若是散漫，那就全篇無法將它統攝起來了。
旋律必是連續的，調則可以是不連續的。旋律是螺旋式進行的，而調則會有反。詩有連綿體，如“西洲曲”與“春江花月夜”四句一換韻，平轉入仄，仄又轉出平，前四句的末尾二字即把來重複，用為下四句的開頭，詞意似連非連，時或是相反。其實文體亦是這樣的行于陰陽迴盪之氣。如離騷，我是上回教學生讀，始看出它的反復徘徊，層次的展開很分明。
又如易經六十四卦，卦卦相連而相反，向著縱的展開與向橫的展開同時為一體。我喜愛易繫辭與莊子的文體似重複非重複，像波瀾的波波相似而又相異，像盛開的花，瓣瓣重複而非重複，寫出這樣的文章時，作者一定比誰都更自知，心裏歡喜。
再則朱天文的小說“青青子衿”寫這樣一個打動人心的故事，而看起來卻像是散文。惟因不是旋律的寫法，故可以寫得這樣的有力量。
我讀時可以想像作者寫它時臉上的端正與認真，她是這樣的神思清明，而對于碧娟與清旺的人疼惜不盡，兩人都是有愛情與志氣的啊，而遭遇的是這樣的一個社會。多可珍重的兩人掘筍的那一段景物，做巴士車掌小姐的這麼歷然的現實，而又對誰都無可怨，街上的車上的那些人使你對他們只有是好意的，連對于那般嬉皮少年。她對清旺“你要為阿姐爭一口氣”的懇願，而清旺的則是男孩子的想要學上做好而不能的反抗。碧娟到底發燒病倒了，為了讀夜校又當車掌小姐的辛苦，為了單衣薄裳對冷雨與寒氣硬掙，為了今天看見清旺也入了嬉皮淘裏上來巴士裏。她睡著發燒中聽說清旺剛才來過阿姊的宿舍，不敢見面又去了，她能想些什麼呢？她能批評些什麼呢？碧娟只想起從前與清旺上下學，在田畈玩時聽清旺朗朗的童音說話。
這不是可對誰怨怒，不是可對誰報仇，而只可以是起來一個革命，把天命都來革新，即是把今天世界性的產國主義社會的惡因果律一刀斬斷，開出新的時代，為了碧娟，也為清旺，也為像街上的與巴士上的那些人。我們大家一淘來！
中國文學就是革命的文學，所以文體是調而非旋律的。旋律是縛于因果性的，而革命是不連續的，每每會中途改變。如日本明治維新是起源于反對幕府開港，所以喊尊皇攘夷，而途中即變為也來開港。尊皇先是說要幕府與朝廷一體化，中途即變為倒幕。旋律只是力學的，力學上有反動，但不是革命。革命必是有調，調是行于大自然的息。小時候讀“唐詩三百首”吟出調來，讀“古文觀止”也哦出調來，所以讀詩文稱為吟哦。日本萬葉集的歌也音節朗朗，是調，不是旋律。中國文學是這個調發展到了詞、曲與評彈。民國以來模仿西洋文學，完全不講究這些，大學文科的學生連信口吟吟詩也不會。
寫到這裏，仙枝來信說一位朋友談三三集刊，他們認為“擊壤歌”讀者可以接受，評論也好，而散文好像都是一樣，有些人不覺會以訕笑的態度看散文。朱天文聽了很洩氣，仙枝也悵惘。但他們所說的是不對的。“擊壤歌”雖列于散文，但也可說是小說，小說有故事，而評論則有理論，讀者容易說好，惟散文一似沒有什麼東西，單是寫的性情，而未成故事或理論，所以讀者不易知其好。其實是散文另可看出作者的有天才沒有天才。如日本近代小說家，惟吉川英治、尾崎士郎與川端康成能散文寫得好，如海音寺潮五郎、司馬遼太郎與三島由紀夫寫的散文就缺少風姿。所以保田與重郎專寫散文與歌，不屑小說。不屑小說是太過，但寫小說比寫劇本容易見性情，詩與散文又比小說容易見性情，寫劇本與小說可以作偽，寫詩與散文不可作偽。
“而散文好像都一樣”是不懂文章。寫文章固然是忌都一樣，就是忌重複。我曾與保田與重郎說尾崎士郎后來的作品亦犯重複，雖然每篇小說的內容不同，但氣氛還是重複。保田忙問：“我寫的東西也犯有重複嗎？”我說：“你沒有犯重複，因為你不曾墮入當今文壇的作品多產主義。”但是不懂的人只看小說與評論的內容不同，就是不一樣，看未涉故事與理論的散文，便以為都一樣。這只是可比無趣的人看天，天天都是一樣。那樣的讀者，其實也是並不能懂得“擊壤歌”的。這裏隨意引一句、“風起的時候，我就會變得口齒不清”有幾人讀了能曉得是好得了不得？
數學與物理學是為工程師與教師寫的，不是為大眾寫的，最好的文章也是為大眾的教師與革命幹部寫的，如孫先生的三民主義是為國民黨員寫的。或曰、文章是樂，如國歌的要大家都唱纔好。但是這句話要加上時代性。現在的猴子音樂最被青年所接受。以前如西漢，司馬相如與司馬遷的文章都被讀者接受，北宋是歐陽修蘇軾的文章都被接受，現代也要開出新的好時代，好的文風纔可以也被普遍接受。
而文章的最高責任對象是天地神明，不是大眾或大眾的教師與工程師與革命的幹部，乃至國家，因為國家與所有人類也都是要對應得天地神明的。亦就是說要對應得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是這個緣故，所以數學與物理學可以不拿大眾為對手，而世人無論識與不識，莫不景仰。
易經、史記、赤壁賦亦並不以大眾為讀者，而永遠是代表無數時代的最高文章。今如日本，被最多讀者接受的是穢褻刊物與漫畫，最少人讀的是萬葉集、古事記、碧巖錄，與湯川秀樹的諾貝爾物理學獎論文，然而今天日本所藉以立國者亦還是在此不在彼。
魁星在天
去年在台北，到基督之家做禮拜，聽唱聖哉耶和華，我的全身徹底感覺著了大自然的一個強大無敵的力量。因想起中國是商朝也有這樣強大的力量。中國現在也許還是需要像詩經裏商頌與大雅裏的上帝。這回又是為寫中國文學史話，回想回想，重新感覺得書經、詩經與易經的文章的高曠雄勁，實是連后來漢唐的亦非其比，何況今天的卑隘靡弱的文學作品。
八、九年前，日本東京新聞與伊拉克文化部在東京主辦美索波達米亞古代文明展覽會，開幕前一日先招待皇族與名流觀覽，社長與良氏致辭：“看了五千年前乃至七千年前的這些文物，使人不得不想，從那時到今天的我們簡直沒有進步，也許還不及那時的。”但我當時只是聽在心裏。
其后一次與谷川徹三氏（元法政大學校長，美術評論家）談到陶器，他說：“陶器是世界上中國的第一，日本的不能及，波斯的亦差得遠。尤其漢朝的陶器更好過唐宋的。但都不如殷銅器，殷銅器是把所有研究美術的人都壓倒了。”我也只是聽在心裏，有時又來想起。
日本人收藏有中國新石器時代的陶器大壺二，形如陀螺狀，一贈中國博物館，又一陳列在日本博物館，名陶工岡野法世見了貼地佩服，我問好在哪裏，他說：“那樣的強大而自然，絕對不是今日的我們所能想像。”我也聽了而未能豁然。
而現在我是從詩經，纔把文明史上的這個大問題來作了一次徹底的思考。詩經大雅有殷師出征徐方的話及周師“肆伐大商”的話，那句子的音律，一個字一個字都是徹底的，絕對的。那種強大，若拿來比印度的西巴神每舞時雪山與恆河都為之搖動，則詩經的是更現實的，而比起亞歷山大大帝的出征波斯與印度，則詩經的又是更有天地之大。雖史記寫劉項之戰，漢書寫竇憲征匈奴，與蘇東坡寫“三國周郎赤壁”的詞，要算得好了，亦不及詩經那兩首詩的有絕對威嚴。這絕對威嚴非人間所能有。詩經的是天地人的威嚴。今時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戰與中日戰爭的史料，而未有一部寫對日八年抗戰的好作品，真是不可不深思其故。
原來古人是離神近，而后世的人們則漸漸離神遠了。
當初新石器人是渡洪水時在絕地悟得了一個無字，于是悟得了無與有之際，悟得了大自然，即是與神對面了，新石器時代就是這樣開出來的。當時真是智慧的新發于硎，所發明的東西為后世所絕對不能及。當時是憑空無藉的突然發明了數學、音樂、天文學、文字、輪、槓桿、轆轤、及物理學，而后世人所能做的則惟是數學上的發明、天文學上的與物理學上的發明、音樂上的加工、文字上的加工、輪與槓桿的多方面使用等，都是憑藉著原來的。后世人到底也不能于數學、音樂、天文學、文學、輪、槓桿、轆轤、物理學之外有所發明。火與繪畫是舊石器人就有的，而陶器則是新石器人的發明。當時因為智慧新發于硎，所以凡做什麼東西都新鮮壯闊，非后世人的創造力所可及。如此，就可知何以新石器時代的陶器那兩隻大壺壓倒了后世的陶工的緣故了。
唐虞夏殷周是離新石器時代未遠，新石器時代新發于硎的智慧尚未央，舒發而為唐虞之治，與殷銅器，與易經、詩經。在文學上是餘勢一直到了創造出楚辭、漢賦與史記，在新鮮與壯闊上皆非后世所可及。
今年五月，東京新聞又與敘利亞文化部在東京主辦敘利亞古代文明展覽會，陳列自古代美索波達米亞至回教時代的文物。岡野法世也去看了，有五千年前的及七千年前的陶碗，竟是可以今天來用亦沒有時代的間隔。我是與仙楓去看，仙楓也說五千年前的有一條頸飾的式樣與顏色她很喜愛，現代人也可以掛。兩人同意陳列的神像與器皿是年代久遠的大氣，年代下降，就變得卑小，不自在，精緻變為裝飾意味。
古代美索波達米亞是亞述帝國的城門遺址真使人看了有一種威力感，但是與殷帝國的該有些不同吧，因為那邊的已是奴隸社會，而這邊的則是井田制。他們那邊隨著年代下降而加速度的卑小惡劣化，我們這邊則新石器時代的新發于硎的智慧與創造力一直舒發到西漢為止。其后倒也沒有變化得怎麼卑小惡劣化，反為是到時候忽又像休息的火山口的噴出幾道火燄來，在文學上是李陵、曹操、李白之詩的可貴。那好處是有唐虞三代傳下來的高曠清亮強大。現在是朱天心的“擊壤歌”有這個。西洋詩人有拜倫，雕刻家有羅丹，都是強而不大，新鮮感也不夠。寫“老人與海”的海明威與傑克倫敦，與西部劇的作者，那是更小了。日本三島由紀夫只是比他們強大，沒有高曠清亮。
中國的魁星是武相，崢嶸而激烈。其實朱天文的“青青子衿”也是這樣激烈的，但是在古琴裏彈出來的，因為大，見得有徘徊，在殷勤的叮囑又叮囑似的。它像大海之水，滿畜著震盪，那不是杯子裏的水會潑出來，所以能哀而不傷，怨而不愁，不走向決裂發狂，而是培養著革命。
后世的人何以漸漸離神遠了？
讀詩經的商頌與“出征徐方”、“肆伐大商”之什，真覺得現代人的卑小靡弱，是從幾時起的離開神了？推究其故，文明是有造形的，而后來被造形的發展掩蓋了，忘記了文明之始是怎樣的，這就漸漸隔離了大自然，漸漸離開了神了。老子說“五色使人目盲，五音使人耳聾，五味使人口爽，馳騁畎獵使人心發狂”是看不見了顏色之始，嚐不出了味之始，感覺不著了無事的樂趣。學問、機械、肉體、發展到了末梢與極端都會把人淹沒。如當初希臘人發見了無理數，還能面對著數之始，而現在的數學發展到了函數與集合，反為益益昧于什麼是數了。物理學上今是機械應用技術的發達遮沒了知性的陽光，以致原理的發見力萎死了。羅丹與海明威是以人的肉體的生命力自隔于大自然的無際限。杜斯妥也夫斯基是以人的肉體生命的情知求與神對面，不知是要你身上一無所有纔可到得神前。人身本來亦是大自然的空與色，所以人身為神所造，然而歷史上到了衰頹之世，人被肉體的男女情慾淹沒了，不復知男女之始是有大自然的陰陽清肅。
老子所以提醒人到時候需要又來一次原始返本。禮記裏且有特別規定：“是故大樂不和，大羹不調，大祭用醴酒生魚，有遺味者矣。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在矣。”唐朝的雅樂傳到日本，戰后有一位法國的音樂家來日本觀雅樂，非常驚歎于其能用不協和音，此即是行于繁華而仍能有著音樂之始的潑剌。世界上各國都有文字，而惟獨中國有書法，漢字原是基于象形，但不同于繪畫的象形，書法的字體是寫出了萬物成形之始。又善書者墨具五色，並非真有紅黃藍白黑五色，而是善書者的性情與筆力能寫出了顏色之所以為顏色，尚未成為紅黃藍白黑的色之始。
張愛玲真是絕世聰明的女子，彼時她像現在朱天文朱天心的年紀，她路過斯宅看戲，信裏說戲台下的那些鄉下人彷彿是幾何學的點，不佔面積的存在，她這一語使我明白了人身是如來身。她一次說西洋人有一種隔，隔得叫人難受，這又是一語打著了西洋一切東西的要害。朱天心在“擊壤歌”裏寫“風起的時候”可以匹敵得張愛玲的這一句。什麼是中國的現代文學與天才，就從這裏來評判。
張愛玲說西洋人的隔像月光下一隻蝴蝶停在戴白手套的手背上，她說這話是在抗戰后期，今已過了三十餘年了。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性的產國主義社會的物量成了一切，也不再單是西洋人的事了，我們周圍的青年，也多是像把頭蒙在塑膠袋裏聽錄音機械播送的音樂，食物是味精的味，顏色是化學顏料，天下孰知正音？孰知正味？孰知正色？刊物氾濫，連小孩亦無復單純感知字的美。現代人是這樣的對物的素面隔斷了，也就是對大自然隔斷，與神遠離了。
所以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的提出，來到了大自然裏，來到了神前，與我們的祖先開啟新石器時代一般的智慧新發于硎，現前也像是一萬年前我們與祖先一淘在發明數學、音樂、天文學、輪、槓桿、轆轤、物理學當時的心境。我們重新來制禮作樂，文學上亦自然產生又像堯典虞書、商頌周雅的高曠強大作品，其餘勢一直走到西漢文章那樣的。
這就是我們的使命。
論文的時代
春秋戰國是論文的時代。此是因為彼時把新石器時代以來的文明全面加以理論的學問化，所以當時的論文有知性的新的光輝與勁勢，刺激了文學自身的創造力，故有離騷與其后西漢的文體的。
原來當初新石器時代的人發明了數學、音樂、天文學、文學、輪、槓桿、轆轤、與物理學，確立了農工與手工業，製衣裳宮室器具，當初在一淘的幾個民族分袂了，在新地域建設起美索波達米亞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漢文明、倭文明。其中惟漢文明自黃帝至殷周成就了井田制的王天下。文明史上這一段有數千年之長，都是為之而不自知其故，因為都是天成的。
而及至春秋戰國，忽然起了學問化的運動，即是要知道凡百的所以然之故。譬如無與有之理是原先也已悟得了的，又如易經的卦象與爻也是原已知道的，至老子纔正式提出了“無”與“有”的字眼，而加以理論上的說明。還有孔子是作易繫辭，說明大自然的所以然之故。這也就是明明德的運動，把原來是文明之德的東西來加以理論的學問化的說明。這個學問化運動，在希臘與印度也與我們同時出現，那邊也有詭辯派與外道，像我們這邊的諸子百家爭鳴。彼時何以中國、希臘、印度會不約而同的起來學問化的潮流？只能說是因為世界史上有過這樣一個大節氣。但希臘人是在文明的根本問題無與有的題目上，纔開頭就已挫折了，對大自然的所以然之故到底攻打不進，他們只做了數學的學問化。印度人也是在無與有的主題上答得不夠分，他們是說“空”與“色”但他們不知道空與色之際，所以也做不出成績來。
惟中國春秋戰國時的學問化運動纔真是做到了普遍與徹底。新石器時代發明數學，即是要到易繫辭才來說明了數的所以然，數是在于物之象。易繫辭與老子莊子不從物質去了解物質，而從物質背后大自然的意志與息的陰陽動靜剛柔來說明物質，連天體在內，如此，天文學與物理學的所以然之故亦都說明了。大自然是“神無方而易無體”世界上沒有哪一個民族能像中國人的把神亦可以理論來說明的。大學的格物致知，與老子莊子說的棄知，是把新石器人的悟亦說明了其所以然之故了。希臘哲學裏沒有說悟的，印度人有說明悟（他們稱為覺）的，但是他們的覺沒有對象，還是說明得不好。惟有大學的格物致知與老子莊子的棄知，纔可以把技術的太始輪、槓桿與鑣驢的發明（是與數學、物理學、天文、音樂、文學等的發明在性質上不同的另一種發明法）的所以然之故亦來說明了。音樂是新石器時代發明的，世界上也只有中國的“樂記”能以理論說明音樂能說明得這樣好。
孔子而且把大自然的無與有，在人事上取名為仁與義，樂與禮。孟子更把老子莊子的棄知與無為，取名為良知良能。于是把新石器時代以來的文明全面加以理論的學問化，可比把田地都來重新犁翻過，好播種新的作物。這樣就起來了諸子百家爭鳴，他們都是寫的論文。這知性的新光輝與勁勢，刺激了其他面的創造力。先是文字，向來甲骨文的形體大致是規定的，殷周銅器的銘文雖生變體，但也有個共同標準，可是一到春秋戰國，各國的篆書的變體就驟然增多了。政治與產業方面是變制變法，軍事也出來了新兵法，衣裳、宮室、器皿方面也出來了新式樣，文學方面是論文刺激起了文學的全機能，如此乃出現左傳、國語、國策、以及楚辭與后來西漢的文章。如果沒有春秋戰國這次理論的學問化的大運動引起知性的新的創造力，是不可能開出后來秦漢的天下的。
人皆只當希臘的荷馬史詩是一個特色，不知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論文才真是一個特色。與中國的比起來，西洋的哲學論文，政治學經濟學論文，軍事學論文，科學論文等都不是文。印度的論文如大智度論，瑜珈地師論，因明入正論，或唯識論等亦皆是沒有文。而中國的論文則有易繫辭、禮運、樂記、老子、莊子、孟子、孫子，其為西洋與印度的論文所不可及者有三點。一、其立論的理是依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演繹而來，乃至如韓非子，亦還是有老子的“天地不仁”為其思想，比西洋的法治論高曠。再如孫子，他是一寫就寫出了永遠新鮮的兵法論，德國克勞塞維茨的軍事學是把握了現代的技術方面，但在原理上還是不違孫子，不及孫子。至于易繫辭與老子莊子，是今世紀發現了素粒子，亦在原理上不出其範圍，物理學者與天文學者要想說明素領域的現象及新發見的天體的現象的所以然之故，遠不及易繫辭與老子莊子所已達到的，那是已到達了大自然的絕對。
中國春秋戰國時的論文非外國的可及的第二點，是發明了許多新字新語，一種是用以說明“無”的，如物象的象字、乾坤、陰陽、虛實的虛字，與“彷彿”、“窈冥”的形容詞，與仁義的仁字、禮樂的樂字，皆是新字新語。又一種是用以說明“生”的，如“萌”字、“息”字、“屯”字、“茁”字。與說明水的生態的“涓涓”、“潺潺”等字，說明草木的生態的“蔥倩”、“蒼鬱”等字。又一種是說明無限時空的字，如“宇宙”、“天下”、“世界”、“人世”等，與其形容的字，如“悠悠”、“渺渺”、“迢迢”等。
這種種新字新語使春秋戰國時的論文的特色的內容得到明確的表現，而且使論文成為詩的。數學與物理學亦有其獨自的符號與用語，但範圍很窄，多拘于“有”而西洋哲學的字語更是粗陋，他們的論文又怎能及得中國的。印度佛經裏有許多說明“空”與說明無限時間與無限空間的字語，但是沒有說明“生”的字語，也沒有陰陽的字語，所以印度也還是沒有好論文。
中國春秋戰國時的論文非他國的可及的第三點，則是中國的文章的造形就是有陰陽虛實與位置變化的，只有以這樣形式的、徘徊徐疾，有調而非旋律的文章，纔能適應于寫出中國的論文所特有的那種內容，所以必然是文學的，不是西洋的那種邏輯體系的報告文學式的文體寫的論文可比。所以春秋戰國時的論文能起左傳、離騷、西漢文章的帶頭作用。亦可說左傳離騷漢賦與史記都是帶有理論文的色彩的。
如左傳裏諸侯間行人與司賓的應對，每能辭達而辯明，國語則多是正正之論，國策更有理論的縱橫可喜。楚辭可說是純文學，而如離騷與漁父辭都是在要明世事的是非與人生道德價值的再評定。如宋玉的風賦與登徒子好色賦，皆帶有應對辯論。西漢的如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亦是起于辯對，終于正誼。又如司馬遷的史記，自云蓋欲以“窮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其性格就是理論文式的。史記的每篇都加有“太史公曰”的論評。
中國文明有一個理字，上自朝廷，下至民間，無抵抗的被接受于日常生活與人事的全面。西洋只有數學的理與物理學的理被萬人接受，而中國的則是包括數理物理在內的通于天地人三才之理。一偏的數理與物理在西洋文學就要暫時被放棄，而中國的是大自然之理，雖在詩文裏亦不例外。
中國文學是知性的，情操亦知性化了，所以無論詩文皆自然帶有理論式。這拿日本文學來對照，就很明白。日本的萬葉集相當于中國的詩經，詩經裏大雅最是多講理論，萬葉集裏的歌則純于抒情，沒有是說理的。以李白的詩比日本西行法師的歌與芭蕉俳句，便知李白詩裏處處有敘事說理，因此日本人以為不及西行與芭蕉的純文學。但這是狹小的見識。李白的詩正是好在詩與非詩的邊際。理也要看是什麼樣的理，合理主義的理當然不可以為文學，但中國的是依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的理，這理自身就是詩的，而詩亦必是知性的，說理可以說得來極自然。還有中國文學可以敘事即是抒情，則是因為那敘事真能格物，寫到了物背后的象。
文明的歷史，新石器的始生文明自約一萬二千年前至約七千年前為一期。至伏羲神農而入于變期，伏羲畫八卦，神農在黃河流域新定農業。伏羲畫八卦是新石器時代發明數學與天文音樂等以后唯一的大發明，為西方古文明國所無。而至黃帝，則又入一變期。自伏羲氏至黃帝（約為七千年前至五千年前），有似自春秋戰國至秦漢，但是這變期較春秋戰國更長，約為一千餘年。自黃帝起開出一個新創造的時代，下至殷周（約為五千年前至三千年前）為一期，正式成就了漢文明。而至春秋戰國，又入于變期，下去開出了秦漢，又是新的創造，自秦漢至明清凡二千年間，又為一期。而我們現在，是從清末與西洋接觸以來又是入于變期。
伏羲畫八卦，是次于新石器時代發見與發明數學、天文學、音樂、輪、槓桿、轆轤的奇蹟，是人類知性的又一次高揚，故能開出黃帝至殷商的新成就。春秋戰國的把文明來理論的學問化，這又是一次知性的高揚，故能開出秦漢的新制度與文物，可以沿用至于明清凡約二千年間。而我們今來提出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便也是為了今日我們入于新的變期，要有又一次知性的高揚。中國文明第一期從黃帝算起，第二期從劉邦算起，而第三期要從孫文先生算起。
漢朝真是高曠雄勁的，有新的政治產業制度，新的宮室建築與道路工程，與衣裳器皿。漢朝有新的一統天下，有行于新制的強大兵威，凡百皆異于殷周的。我們只看當時的摩崖銘刻的字，如楊淮表紀，石門頌的書勢，那氣魄之大，真使后世善書者覺得不可及。所以漢朝的文章亦有這樣偉大，漢賦是對彼時新的日月山川物產，宮闕市朝人物的盛大風景的歡喜禮讚，所以漢賦有這麼多新字語，而其旨歸于對天地寅恭，風動于情而絢于禮樂之正的一種思省。這漢朝文學的殿后是曹操的樂府詩與其手札。
新情操的時代
六朝是文學上新情操的時代。
六朝是中國文明入于新的變期，底下開出隋唐，與以前秦漢制度上雖有所改變，原則上並無異，新異宁只是在于情操上，這最是見于文學。
五胡亂華，肇因于晉之清談誤國，而晉之清談實遠從對于東漢崇儒之反動而來。
原來漢民族的精神是在黃老，儒家的則是路，也要有精神纔能走路，所以是要兩者合起來才好。西漢尚黃老，然至漢武帝已同時崇儒，而當時的大儒董仲舒也講陰陽五行，參雜黃老，比董仲舒稍前有賈誼與晁錯，實是儒術而兼法家者。法家在歷史上每是儒與黃老的接點，如王莽，如王安石，皆引周禮行新法。但至東漢，變得儒教一尊，摒棄黃老。漢武有求賢良茂材詔，而東漢改為舉孝廉，取士必以儒，氣象遂不及西漢，此在文章上最易看出，漢書不及史記，馬融、張衡、班固的賦亦不及賈誼、司馬相如、楊雄。所以從文學最可見歷史上朝代的氣運。東漢是儒教固滯了，使人不得舒發，故起來了黃巾之亂，把這固滯來打破了，開出三國，才又見江山如畫，一時多少風流人物，就中曹操雖經生出身，其人卻是黃老的。曹操的詩文接于西漢。
但是儒教亦不可被偏輕。儒教的獨得處是孔子的尊王大一統，使時人都有安心立命的質實穩重感。晉朝承魏，平蜀滅吳，統一天下，陸路與西域交通，南方海路，與羅馬交通，王愷石崇因以致珍寶財富，張華因以博識新異之物，裴氏因以測定新地圖。當時的音樂與舞亦翻出地方性的新趣，如白紵舞是吳地的，齊謳是齊地的。當時是四方賓服，戎狄亦來歸順，入內地雜處。當時天下的規模與新氣象，可說是漢武帝以后所初有。然而缺少一個絕對的大意志力來統攝。賈后一婦人，以朝廷為兒戲，八王之亂，皆五胡亂華之漸，而天下遂此崩壞。
晉人是偏輕了儒，缺少了尊王大一統的意志力來統攝當時繁華，遂流于享樂與放誕，以為曠達。當時的朝士清談老莊，但是與西漢的尚黃老不同。尚黃老是有個黃帝疆理天下的意識的，去了黃帝而單說老莊，則真是懶惰無為了。
但亦到底是初平天下之后有一種雄勁，如陸機的文賦，左思的三都賦，便都有這種雄勁。三都賦不可當它只是模倣班固的兩京賦，其實是因為晉朝承魏，平蜀、滅吳，時人對于魏都吳都蜀都數十年的新開發的成績，看了有一種情感上的興起。鮑照的也好，但是覺得小了些。竹林七賢中是阮籍與嵇康的詩文好。
晉初其實政治上也是有大人材的，如裴頠、衛瓘、張華，都不是空談之輩，可惜多死在賈后與八王之亂，以后就把晉朝的命運交給清談者王衍了。總總還是因為尊王大一統的意志不立。及洛陽陷于匈奴族，晉元帝渡江在建業即位，尚要王導于儀式中對帝表示敬意，群臣纔亦有了敬意。其后王敦、桓溫、謝玄輕率跋扈作逆，皆見時人的尊王大一統的意志一直還是不立，如此則雖有溫嶠、祖逖、桓溫、劉裕、劉琨等從事北伐收復中原，也是意志力不夠的。
晉時公卿臉上傅粉，吹笛，有馬車好坐不坐，講究坐牛車，日本平安朝效之，至今每年三月祭節，京都尚有公卿儀仗隊，武士弓矢前導，公卿坐牛車，婦人宮裝走在牛車前后，街道兩旁觀者可以想見當年。我看過一次，果然是非常美，然而黃老與儒皆不貴之。
自東晉轉入宋齊梁陳，文學亦綺麗不足珍了。
時代的大意志力是到隋唐纔建立起來的。不靠宗教的信心而可以有大意志力，這經過我們就要來研究，因為我們今天的世界現狀也是缺少了一個大意志力。單就文學來說，這也是建設中國的現代文學的一個大問題，我們要如何纔能有雄勁的文章。
五胡亂華，其嚴重性相當于北歐蠻族滅亡了西羅馬帝國。但是歐洲自此入于黑暗期幾達千年之久，而中國彼時則沒有入于黑暗時期。歐洲從此出現了許多蠻族國家，至今不得統一，而中國則五胡十六國隨又統一于隋唐。其原因，第一因為中國的不是農奴制社會，第二因為中國有士，能同化五胡，第三因為中國文明有統一天下的基礎。
晉時朝士雖然清談誤國，民間卻還是很活潑的，這從彼時民間歌謠之盛可以看得出來。中國歷史上幾次都是士的文學像日蝕的隱晦無力時，民的文學就像滿天繁星的璀璨起來。前如東漢，有讖緯童謠與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的樂府。又如羽林郎，日出東南隅等樂府皆帶點民的文學，勝過同時代的士的正經詩文。后則如元明清士的詩文很少有可觀，民的文學，曲與平話說書的章回小說且是發達。所以民間起兵都是民先動了，士然后也被激發，而與之結合，來指導民。
五胡亂華，如石勒、苻堅、王彌、盧循之兵，實是中國之民參加者多，與中國傳統的民間起兵有所結合，纔有這樣大的聲勢。北歐蠻族入侵西羅馬，也有是裹脅農奴，也有是農奴脫卻土地的鎖鍊來附從，纔蠻族的軍勢能這樣盛大，但與中國這邊的性質兩樣。中國之民參加五胡亂華，極自然地收了使胡人同化之效。
士則如王猛、崔浩、高允。王猛同化了符堅，崔浩與高允同化了拓跋魏。亦因符堅與拓跋魏的軍隊裏參加有中國之民，所以他們不是孤立。劉淵到了劉曜，石勒到了石虎，兵敗即完蛋，苻堅以百萬之眾也是其敗即完蛋，此是軍中大半以上是中國之民，一旦被中國之民所棄絕之故。
王猛教苻堅掃蕩其他胡族，崔浩教拓跋魏只管出兵討平塞外，皆是為將來隋唐的統一華夏清塵除道，如云為王前驅。王猛與崔浩高允是結合了黃老與儒，尤其高允為文明皇太后與孝文帝行均田制，勸耕桑，立學校。當時的人們，是從五胡亂華的大殺戳大破壞，所謂天地不仁中打鑄出來了大的意志力，更從均田制與耕桑及學校再建了人世之信，如此纔開得出隨來的隋唐時代的。
回想起來，從東漢儒與黃老分離，晉又清談老莊而輕儒，至王猛崔浩高允纔是黃老合于儒了。自晉朝缺乏統率時代的大意志力，直至拓拔魏始又再建立得此大意志力，其間時勢的經過，也真是使人辛酸與歡喜的。
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宜。”歐洲的蠻族入侵，陷入黑暗時期中，倘無基督教的信神，人真不想要活了。而中國人的信卻不靠宗教，而是靠集義而生的浩然之氣。這是孟子說的，集義是做的事有了成績。最大的信是面對大自然，見著神了，如果我們所做的事是對應大自然，通于神明的，就是義，集義是做多幾件。新石器時代發明了數學、音樂、天文學、輪、槓桿、轆轤、物理學、文字，這就保證了文明的歷史遂行的自信，因為這些發明是對應大自然，通于神明的，是孟子的所謂集義。我們今日在做的事，譬如過平常的一天，寫的隨意的一篇小說或散文，也是個發明，如孫先生說的是革命的。用宗教的語法是可做神的見證的，這樣的事多做幾樁，自信就增加了。
信神是絕對的，而自信則是成長的，孟子稱為養浩然之氣。大自然的意志同時亦是息，養氣亦就是養志，志是集義的信來養。
這信亦是培養時代的意志力的。五胡亂華二百年中，華夏之民是怎樣又建立了時代的意志力的呢？這問題正也是今時我們的問題。
顏氏家訓中，言彼時不但被五胡淪陷的北方，連南朝的年輕子弟也流行彈琵琶，學鮮卑語，眼看華夏的傳統文明要掃地以盡了，焉知下去卻開出了隋唐，是華夏文明的新生。原來彼時也不必看得這樣悲觀。依現在的例，青年學生彈吉他、唱英文歌、跳外國土風舞，然而依朱天文朱天心文章裏所寫的看來，他們竟也還是中國的兒女。這些女孩子、男孩子可被寫成“擊壤歌”的好文章，這就是有可被敬重的了。便如大陸的人民與中共，也是可被張愛玲與陳若曦寫成好文章。可以相信今是在中國文明的同化與新生中，像一朵花，等到將來一陣好風就會忽然開滿的，像五胡亂華期間華夏文明的同化與新生，忽然一陣好風就開出隋唐了。這裏的消息惟有文學最感知得，也最說明得。此所以文學必是革命的，依孫先生的話，沒有革命即沒有文學。
五胡亂華，中國並不陷入黑暗時期，此是漢民族的真本領。劉曜陷洛陽，據懷愍二帝，使之青衣行酒，世上已無何物尚是至尊至貴。其焚殺戮，人口十損其七，大難臨頭，家人骨肉豈顧生離死別，除驚駭與苦痛之外，人間尚有何物是感情？城闕市廛皆成瓦礫白地，田野荒為茂草，往往百里不見人煙，古來尚有何物是堅牢的？中國人是悟得了天地成毀之理，知易經說的神無方，則知老子說的天地不仁。
五胡亂華時佛教方盛，而中國人僅取其太上去愛，因為至親則單單存在就是一切；而不取佛教的無常苦空之說。對佛教說的救苦難亦淡然，因為天道與求救有點不對稱。當時的高僧南有慧遠，北有僧肇，皆宁是以知性為法悅，可說不是宗教性的。
中國人是不假宗教，而悟得了大自然，與神同在，與神一樣的無方，大難不死，即刻又跌宕活潑，所以北魏的均田與江南的新耕桑會復興得這樣快，佛教則只當是一陣風吹醒了大家，一時紛紛都想來閑創作，如敦煌的佛刻與壁畫，洛陽的伽藍與南朝的寺。他們拜佛也只是極認真的閑情。大家又都來舞西域的舞樂，尤其北朝比南朝更氣象大，如北魏碑銘與摩崔的書法，創造性最是豐富的。彼時的中國人同化胡人，是在這樣集義中養浩然之氣，漸漸養出統攝時代的大意志力了。
彼時的文學尚未即顯出有統攝時代的大意志力，要到后來隋唐統一了天下，初唐的陳子昂與李白這一代的文學，纔顯了出來。李白因此說六朝的文學綺麗不足珍。但李白與杜甫又都喜歡六朝文學的清新，那就是可珍貴的了。若像歐洲的因蠻族入侵而落入黑暗時代，是不能有清新二字的。
想像昔人當年，要當它是我三生石上事。譬如讀庾信的文章，即好像我自己是與庾信生在同時之人，而又好像庾信是生在今天的。我臨寫魏碑亦是如此。嵩高靈廟傳是崔浩書，每臨寫時總會使我想起拓跋魏時，崔浩、高允、文明皇后之事。
王猛、崔浩、高允皆懷王佐之才，而不事南朝，去幫北朝。文明皇后馮氏本漢民族女子，父死于拓跋魏，而她為拓跋魏皇后。此四人實是混一華夷，開出后來隋唐天下的大功臣，但于民族大義這話可又怎樣說法呢？
孔子稱讚管仲攘夷，漢朝對李陵北敗降匈奴亦處罰極嚴。然而漢魏與唐朝的詩人皆對李陵抱有好意。李陵自己卻也並不曠達，他見蘇武使匈奴被勸降不屈，曰：“陵與衛律之罪通于天矣！”因泣數行下。而他又對漢朝對他的家屬極刑不服，自辯兵敗降胡，仍欲得當以報漢，此憤懋與自辯又屑屑為何哉？徒見他的不徹底。漢廷對他的恩已絕，而他引匈奴之兵北築李陵城，對付現代的俄羅斯，終他之身不使匈奴南侵。漢廷是漢廷，他對漢民族的華夏還是報了恩的。但這亦豈不是徒然的屑屑嗎？像他這樣亮烈的人，只落得都不徹底。這不能來批評，只可以詩來見證。送別蘇武時，李陵的河梁之詩所以是千古絕唱。
王猛、崔浩、高允、文明皇后與李陵不同。他們是生當五胡亂華，故為天下重于為國家，為文明重于為民族。孫先生有云：世界大同要通過民族主義，第一先要弄好自己的國家。然而歷史上是有亡國的時代與亡天下的時代，這層分別顧炎武說得很清楚。五胡亂華是破壞文明，亡天下的時代，志士只有存天下，然后纔可再講復國。也不是復國，而是重新來開國。文明也不是可以被救護保存，而是只可以來打開新的王化，使文明更生，有漢文明在，漢民族亦自然在了。王猛、崔浩、高允、文明皇后所做的，后來歷史開出隋唐，都被證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