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來中國的文學就是：一、對大自然的感激。二、忠君。三、好玩。四、喜反。
對大自然的感激
對大自然的感激，最早的就是舜的卿雲歌，尚書堯典與洪範就是日月星辰與歲時、名山大山與天子巡狩的文章。
詩經講朝陽裏的梧桐與鳳凰，講“倬彼雲漢”講“七月流火”講“春日遲遲”楚辭雖多名狀草木，還不及詩經的陽光世界，與種稻割麥蒸嘗的隴畝與家室風景。易經的象、文言與繫辭，與老子莊子，皆是世界上最好的文章，皆是直接寫的大自然。孟子的文章好，是寫的人對大自然的覺。周禮王制，惟王建國，與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是中國文學裏朝廷之尊與官人的貴氣的由來。
宋玉的賦比屈原的離騷更近于自然，高唐賦寫那神女對楚襄王問“妾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巫山之下”與后來曹植寫洛神的容貌若曉日之發芙蕖，其姿態是“若將進而徘徊，意欲止而復翔，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皆是人與自然同一美。其寫東鄰之女“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施脂則太白，施朱則太赤”是比數學還絕對。司馬相如與司馬遷都有這樣自然，班固就在自然上較差了。后世是李白蘇軾的詩有大自然的浩浩，而親切現前。中國文學的仙意，與此有關。
班固的漢書不及史記，是漢書裏理人事壓沒了自然。李白說六朝的詩不好，也是因為六朝的詩裏人事勝于自然。宋儒很敗壞了中國文學的傳統，因為宋儒只知在那裏講天理與氣，但是不知天意，又不知大自然的象與文言，變得更是人事壓沒了自然。
西洋文學就低俗在其有人事而無天意。
西洋的古代文學沒有寫自然風景，近世的有寫自然風景，如托爾斯泰寫俄羅斯的大雪曠野中的馬車，如英國王爾德童話中的為月光，但皆是只寫了物形，沒有寫得大自然的象，那情緒也是人事的，不知自然是無情而有意，所謂天意。近世西洋的畫家想要脫出物形，但亦還是畫不得大自然的象。想要棄絕情緒，但亦還是畫不得大自然的意思。
西洋是古時有先知與女巫預言神意，但也神意不即是天意。岡潔說自然科學不能知自然，而只能知自然的末端的表面的現象。宗教能知大自然的根本與無生有，但是不知其變化演繹。西洋的先知與女巫知神意而未必知天意，西洋的產國主義的做法今到了嚴重破壞自然環境，此中消息是早在他們的文學中已透露了。西洋文學裏沒有自然。如此纏更知道中國的禮樂文章的可貴了。樂就是通于大自然的。西洋沒有禮樂之樂，西洋音樂的都是人事的情緒。貝多芬讀了舒伯特的樂譜，說是有神的光，但也只是接近古希臘柏拉圖的對自然的新鮮感罷了。
而如此亦可來評中國歷代文學的氣運了。凡屬三分人事，七分天意的，乃是新朝方當開創之際，這在當時的音樂與文章裏最顯明的可以看出。如西漢，唐初宋初的文章，皆有日月山川的氣象。明初清初的較差，亦明初尚有高青邱的詩，清初尚有王漁洋的詩，比較的清明高標。一份人家亦是如此，凡屬三分人事，七分天意的，必是興旺之家。
其次，凡屬五分人事，五分天意的，則是到得全盛時代了。如東漢盛時，如唐朝開元年間。
東漢的盛時比西漢豐饒，但東漢是雖當光武帝復國之初亦沒有西漢的清新。漢樂府中許多好的都是東漢盛時的，但也還是不及西漢的。杜甫也是不及李白。兩人只相差十歲，但李白的詩是初唐到盛唐過渡期的頂點，杜甫是盛唐到晚唐過渡期的頂點。李白有“浮生若大夢”與“登高台、望遠海、六鰲骨已霜、三山今安在”的詩，非杜甫所能有。杜甫有“禹功接混茫”的詩，亦非其后柳宗元與劉禹錫所可及。初宋的詩文是歐陽修與梅聖俞，蘇軾是初宋過渡到盛宋的頂點，而如秦觀柳永就是宋全盛時的了。盛極則衰。清朝袁枚的詩所以不好。
又其次就是七分之事，三分天意，落入衰期了，最顯著的是五代。以前五胡亂華，亂中還有新機，都不像殘唐五代的詩文最是熟濫惡調。還有宋亡后遼金的詩講故國末季之痛，而沒有一點軒豁。金詩只有一個元好問，亦缺少一個興字。
元由的好是音腔亮烈。蒙古入主中國是一劫，元曲的那亮烈使人強，也多少近于興。內容是“漢宮秋”與“長生殿”好。漢宮秋有塞外的雁聲，長生殿是其亂流落中舊樂工李龜年的唱詞好。南曲是桃花扇的結尾好，牡丹亭則是開頭遊園驚夢好。清朝惟紅樓夢的寶玉與黛玉是生在大自然裏的。但是到得曲與小說，文章已離開士了。當時之士，是宋儒加上科舉，連一分天機亦沒有了。
佛教講空色，本是從大自然的悟得，而其結果，乃至于否定了對現實的自然界。基督教的信神，亦本是從大自然的悟得，而其結果乃至于否定了對現實的自然界的新知識。宋儒講理氣（天理與氣數）原是有對易經的新發見，其先陳搏邵康節是道家，以之開拓了對大自然的新的說明方法，其傳卻在朱子。可是后之宋學者，收縮為只講天理與人欲，易經是讀朱註，而宗程傳，程頤的易傳是以人理糊沒了大自然，后來儒生又包辦了科舉，他們對現實的自然界疏隔的程度，到了對現實的世事亦迂腐無知。而自此，士遂無復文章了。
宋詞尚是士的文學，作者有士的自覺，最代表的是晏殊，其子小山，謂先大人詞未嘗為兒女子語。非不涉女人，而是以士的自覺看女人之正之美。至元曲作者，則宁是自儕于俳優，小說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是出自茶店說書人，羅貫中、施耐庵、吳承恩潤色寫成之，自以為不是士所應做的。曹雪芹寫紅樓夢，也自居于為士者的經世文章之外。這個事實，在中國文學史上台有一個重大的問題。
原來中國祭政一體的傳統，文章屬于天官太史，文章是士之事，作者有著禮樂文章的自覺，以前是王官省察民間的風謠，后來亦一直是士以禮樂文章教化民間的風謠。士對文章的這種強烈的自覺，貫徹于昭明文選，至歐陽修蘇軾皆然，而被其教化的中國民間風謠，連茶店說書與戲曲在內，亦為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的民謠與戲劇所不及。
中國的舊小說亦在世界上他無倫比。但是明清以來的儒生，因為迂疏，對現實的自然界的知識無新鮮感與歡喜，士無復文章，讀書人寫小說，可比是偷私情，偶一戲為之，可以很好，但是失了禮樂文章的自覺的教化，久后就難為，紅樓夢之后就不再有好小說了。至清末民初，惟崑曲平劇尚好，因戲曲是藝，可以傳授，非如小說的不可傳授。但太久遠沒有上面禮樂文章的自覺為教化，終于連到戲曲也要敗壞的，話劇的趣時與平劇的改造就是這個敗壞。
宋儒及科舉八股對現實的自然界閉鎖，把文章也喪失，遂反激起了五四的新文化運動。但是以為用科學就可以來對應自然界，用民主就可以來代替士，這就大錯了。
物理學上與天文學上的新發見，可以使人因它以為興，但是以物理學與天文學的科學方法與數學方法則不是以建造新思想的。
文明的新思想是因一個興字而悟得，是自己生成的，不是用方法可以被建造的。詩經“桃之夭夭”只是因它為興，而你若把桃之夭夭來切題，那就離脫了之子于歸了。五四時西洋文學原只是借它為興，而弄到當真要來西洋文學化，遂離脫了中國現代化的本題了。興不是比，更不是賦，民間起兵是興，而把它來比成賦成階級鬥爭，中共禍國之深，追本溯源，還是因為五四時文化界要向西洋文學看齊。西洋文學裏是沒有興的，所以大家都對詩經說的一個興字無知了。文章一失，如秦失其鹿，革命云云，政治云云，跟著文章．一齊都失了。
再來說士。
辛亥革命已是士的覺醒，而五四運動反來說要取消士，像西洋一樣。西洋是沒有士的。如此五四的文人，當然也沒有禮樂文章的自覺了。五四的新詩，只屬于民間風謠，上面沒有士的禮樂文章來教化，所以不久就變成惡化，不然即是退萎了。當時周作人的文章，與后來張愛玲的文章，亦只是如同民間風謠。
我們要與自然素面相見，不蔽于科學，不蔽于民主。而且有時禮樂文章亦會是蔽，如李后主，宋徽宗，如日本后鳥羽院的藝術境界。所以李賀、李義山、溫庭筠的詩詞不及李白蘇軾的貴。文章是寫的神的言語，與萬物的言語。好文章是寫的言語之始。所以文章是祭師之事，是士之事，就在于有此自覺。
忠君
再講忠君的文學。
今文化人揭櫫科學與民主為圖騰，不可說忠君，其實民主的品最低，在科學裏也不通用。民主在今日，惟因與產國主義的物量的與統計的做法相結，所以還在得勢而已。今日在電視上看英女皇加冕二十五年紀念式典，想着英國沒有了英皇，將會是怎樣的寂寞。英皇是親政的，底下有議會制度，是君主立憲政治，可見也不是提著一個君字就不可以的。何況中國向來還有比議會制好百倍的朝廷制度，天子親政，而是無為之治。
中國之君與西洋的不同，西洋的是權，中國的是位，人君即了位，萬民之位亦皆定了。這“位”是像書法裏的與繪畫裏的位置，比數學還更是絕對的。有了位就身心都安了，天地萬物也都是信實的了。權力是實的、社會的，這位卻是無的位，若是人世之尊，有這個位，天下就都清平了。人君在位，是一切的見證，亦是今生我做人有意思的見證。這個思想感情，深入于中國文學中。你不能想像古來無論李白杜甫及什麼人，把他忠君這一點來抽去了。連一般小民也說皇家雨露恩，與王法條條不容情。
所以我也能了解基督徒對基督的感情。
中國古來詩人思君，自比于妻思夫，女子思念情人，基督徒就自比是基督的新娘。中國的天子在大自然與人世之際，同于基督的介于神與人之際。不同是基督教的惟是祭，中國的是祭政一體，基督稱為萬王之王，中國的天子卻有現實的王天下。歷史上雖政治發生分崩離亂時，亦思想感情上還是奉正朔，春秋時五霸之業就建在奉周天子，外國惟日本鐮倉幕府與江戶幕府時亦人世奉天皇的年號。這也像基督教說的，奉主的名。基督不靠屬世的權柄，中國的天子也不靠屬于社會的權力，天子之位是天授的。與基督的不同，是基督不親政，而天子親政，那邊是基督贖罪，而這邊是天下勤王。王天下與遍地是教會，意思有相通，但我還是喜歡王天下的風景。
王天下的風景是中國古來詩文的根本。
再看現在文壇的別的那些人的作品是怎樣的零碎貧薄無趣。文章還是要寫王天下的風景，基督教的天國與教會的文章不好寫。中國人對于無與有，空與色的妙悟，最大的表現即在王天下這句話上。天下有現實的空間與時間，而又是無限的。天下是一個法姿。因而王天下之君也必要是現實的君主，而又是個法身。基督是道成肉身，如來是世尊，人世之至尊，而中國文明的天子即是這樣的。耶穌稱基督，釋迦稱如來，而中國的君王稱天子。世界是要王天下纔統一得，而王天下則惟有是真命天子。今湯恩比與做世界聯邦運動的人，與講世界革命的人，也是都在要求世界統一，不知若不能現實的“有的世界”同時是“無的法姿”是絕對不可能統一的。禮樂，禮實而樂虛，故樂以統一，禮以成章，所以孟子每說先王以禮樂治天下。有能為一統世界之主者，不能是民主的聯邦主席，亦不能是世界蘇維埃主席，而只可是真命天子。現實的天下同時是法姿，所以現實的天子必須同時是法身。
而天子同時也是現實的人身，所以也會犯錯誤，但是朝廷有禮約止之。
舊時中國的職官制，公事都是由下級擬具，上級採擇裁定之，到得皇上那裏的案件，也是由臣下擬具，上意有不然的，多是讓下命更議，絕少有皇上突然自出主意的。皇上出的主意也是要交臣下議過，皇上若一意孤行，就有言官要諫。御史對君不是有權，而是有愛情，若不知中國人的愛君之情，有如基督徒愛基督與佛弟子的感激世尊，即無以知御史對著皇上諫諍的懇切深至，與議會的爭論態度完全是兩回事。御史所據的亦不是法，而是據的理，惟中國文明有千人抬不動的一個理字，雖王法亦不外乎天理人情，今人不知有此，即無從了解御史之諫何以會那樣的有力量。
中國沒有大法官，而有史官，史官是古時神官之遺，對天負責，記天子與朝廷所言所行的是非，皇上也不能叫他改諱，所以更比大法官有威嚴。是這樣知性的政治，豈西洋爭權利相制壓的議會政治可比。
惟秦朝不用理而用法，被打倒外，二千年來絕少暴君，五胡亂華時有年輕的暴君，但都隨即滅亡，因為天理人情不許他。因于這天理人情，朝廷有太史與諫官，史上有湯武革命與民間起兵，所以古來的帝王之學是天命的自覺。而歷朝滅亡之際，也不是制度壞了，也不是出了昏君暴君，而是因為一代的人事與物意至此失了朝氣了，最顯然的是音樂與文章之衰。因為失了朝氣了，所以朝廷會有不見識的事情出來，那些不見識的事情倒是結果，並非在先的。
君位萬古不可廢，孫先生就是王者之君，孫先生手訂黨規中黨員的對于總理，與建國大綱，就是中國文明的新的君臣之份與朝廷制度，只是我們還要在言語上再把來說得明白。否則建國的理念還是帶著口齒不清，也不能建立文學。我們將來還是要有君，是禪讓制或世襲制都可。
忠君尊皇是高于崇拜英雄。也不同于蜂蟻的擁王。西洋人唱天祐吾皇與歡呼獨裁者皆不出此二者。便是近年來中國人的演出，如群眾在天安門喊萬歲，與還有相類的事件，無論是假意，是真情，皆不可就算數、能曉得真命天子是法身的纔算得數。
基督是道成法身，佛是如來身，天子是法姿、法身，這個話最重要，也惟有被中國人普遍了解並應用。我們說子息有血統之嗣，有法嗣。還有法妻，是現實的妻亦同時可是法妻。中國文明是凡女子皆是法姿、法身，所以皆是美的，皆是貴氣的，叫人看了心愛疼惜。男子亦然，我小時去親戚家做客被叫小官人，便也是有貴氣的。是法姿法身所以可有位，如幾何學的點無積而有位。有位纔是真的存在。天地稱乾坤，萬物稱象，都是位，男人女人亦是位，若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都是位。而若君失其位，是會影響到凡百的存在也喪失了位，喪失了法姿法身，像現在的日本社會，先是文章失了貴氣，再是宰官失了貴氣，又再是女子失了貴氣，男子則都變為沙蟲了。萬物失了位，只見是在擁擠撐拒，在不毛的場地上碌碌的滾來滾去了。
周禮王制，實在是深入了中國人的性情的全面。我們與美國人歐洲人接觸，即刻會感覺到外國人不及中國人胸襟潤大，這是因為我們幾千年以來受了“王者之民，浩浩如也”的培養所致。中國的男人的大而委婉，待人深至，為西洋人所無，都從對于君的情意而來。與我一輩的男人，把心愛的女子看成絕對，聽她說話，有如不曾聽見過的經典，亦當下信之不疑，這裏倒是豁然開了知性，戀情裏亦隨處是天啟。這種面對著真的東西的絕對性，與知性化的情（情惟到了無限，纔能是情的知性化），基督徒惟有是對于神與基督，而中國人則是從對于君的義而來。基督徒的信，與中國的君臣有義的義，都是無限之情的知性化，而中國人推至于對戀人。今人寫戀愛小說，豈不是很應當曉得這個嗎？
還有是中國人的待人親熱，對朋友肯盡言，這亦為西洋人所無。基督徒因為都是基督一家，所以大家是兄弟姊妹，我對基督教會的稱兄弟姊妹很有好感。但中國人是幾千年來同在王化之下，所以街上陌上見人都有親熱，這豈不是中國文學極重要的處所需要自覺的嗎？
中國人的對朋友肯盡言，這在西洋的個人主義者聽了，簡直非常識。中國人的這個，亦是君臣以義合，通于朋友之交，諫君盡言，通于朋友相規所致。我對于有可期待的朋友，每每盡言至于被憎怒為止，但是終亦不悔，因為我要學孫先生的找可以做革命同志的人。今人寫詩歌小說，豈不是也可寫到中國人的“人之相與”的這一面嗎？今人寫中國文學，以西洋人的個人主義為描寫人物的基本情調，以為新鮮，其實則是走了貧薄的沒有文學前途的路。
中國史上臣民敬愛天子與古時埃及人的對法老，與羅馬人的對羅馬皇帝不同。埃及人決不敢想像與法老平等，中國人即是那樣的絕對尊王，而一面又有天地人的自覺，與天子亦有著一種平等，所以有像莊子的文章。務光許由，堯要讓天下與他，他都不屑接受。古今詩文裏多有不事王侯的高人，像孟浩然，他原來是要想出仕而不遂，但他歸隱鹿門，是個不折不扣的高人。希臘一位哲學家敢叫亞歷山大皇帝走開些，不要擋了他的太陽光，那是因為希臘已行過民主政治久了，沒有君王之貴。再如中國的諫官諫諍皇上，是當理不讓，惟中國文明有著對萬人平等的天道與人事的理。埃及的法老是神。應當說是神子，神子並不亦是神，像中國說天子就好。但法老也還勝如羅馬的皇帝，后者只是權力的，慾望的，全沒有了一個“無”字。有吉朋的羅馬史，只見是頻繁的皇帝被殺被篡。兩年三年一回，中國史上也有篡弒，但是非常不經見，因為君位同時是一個“無”的存在。
然而天子也不像基督的是完人。因為不是完人，反為更可愛惜，朝廷是天子與臣民共同修行。說皇恩，說王風，天子是像一朵牡丹開在春風浩蕩的人世上。基督教沒有對屬世的東西感激的，中國的文學裏卻有對人世的感恩。皇恩是要相忘于人世的恩，堯治天下五十年，不自知天下之治歟與不治歟，以問群臣，群臣亦不知也，堯出行，見衢路有老人擊壤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所以朱西甯為其女朱天心的文章題名“擊壤歌”果然是最相宜的。
自辛亥革命以來，皇帝久已成了過去的事，但是小孩雖然出生不見父親，亦性情習慣會與父親的相像，中國幾千年來的皇恩與世風還是出現在“擊壤歌”等的文章裏。而且知道人世的感激知恩裏實在也是有著艱苦辛酸的。
中國文學裏特有一個怨字，這怨是對親人的思念不盡，自傷此心之不見知。孟子曰：“詩可以怨，小弁之怨，親親也。”這種怨在家庭與朋友之間都有，漢唐的詩裏隨處可見，今之文化人只說是封建制度下的被壓迫，他們豈知人生有委婉盡心。親親之怨最使人感動的是離騷與白蛇傳，屈原于楚懷王，與白蛇娘娘對許仙，都是忠而不見知。而古今來家庭裏的、與男女情人的、與朋友之間的親親之怨皆可通于忠君，君是三綱的第一綱，離騷在文學裏所以有這樣大的分量。
屈原忠而不見知，被小人讒謗，他幾次灰了心，又還是不能對君絕情，他謙虛的反省又反省，以為也許是自己錯了。他拿許多古人來比評自己，想要乘鳳凰飛到洞庭湖與蒼梧之野，見了虞舜與娥皇女英二妃問問。他也問了姊姊，他也問了漁夫，他反省了自己從小到現在做的學問與行事，他是潔白的。他想要承認與自己為敵的小人也是好的，但是到底不能呵。他臨到投身汨羅江，還是睠懷楚國，不捨得懷王。后來蘇軾十八歲時出四川赴京，經郢楚之地有詩：
水濱擊鼓何喧闐相將叩水求屈原
屈原已死今千載滿船哀唱猶當年
我現在寫到這裏，眼淚都流下來。
離騷的好是能徘徊開展，那樣的剛正而柔順，把人家對他不起的地方總是好意的來想開。朱天心的“擊壤歌”裏寫的“人之相與”極好，尤其小蝦對喬，有些兒要怨了，是詩經裏的那種怨。以此知道念真的“我達達的馬蹄”雖然沒有惡氣，亦還是不好。“我達達的馬蹄”寫得太直太單調，情意上沒有徘徊之致，缺少反省。離騷裏感情的強烈濃厚如雷雲，而隨處閃出知性的電光來，而“我達達的馬蹄”裏沒有一點知性的光。
中華民族的至剛而至柔，是因于易經的悟得了天地陰陽之理，所以建得這樣的大國，與異民族也能同化親和、中國人的柔順最是在倫常中培養成，對人特有一種好意的忍耐力。我往往有多年相好的朋友對我懷有敵意了，而我還一直不知。並不是不感，他的敵意的表示我雖然驚訝，但是把來解釋到好的方面去了。我是像鴕鳥，把沙石鐵片也吞得下去把來消化。這以好意去解釋人家對我的敵意，要說被欺也是被欺，但亦實在是中國人纔有的親和力。我會忍受侮辱與非禮到對方對我斷絕為止。我的忍耐不是像韓信的不與小人鬥勇，倒是像孟子的齊王不要他了，他還遲遲出境，因為齊國是他的父母之邦。
我不喜印度的忍辱仙人，那是一種苦行的虐待自己，不懂得親親之怨與把敵意解釋作好意。史上有剛毅的人物，對于敵意的惡勢力有無比的忍耐力，這可以為大將。至于王者，即是把敵意的都來好意化了。
中國幾千年來，是臣民對天子強義而柔順，天子對天寅畏，而喜愛萬民。
詩經：“率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下豈有無君之國，去此復將安適乎？幾千年來的觀念養成了中國人的總不輕易絕情。老子的柔弱勝剛強，與莊子的遊刃有餘，今人來講革命的文學，我想除了要知道大自然之理，便是還要知道中國民間的這人情與知性了。再還有是要知道中國文學裏的好玩與喜反。
好玩與喜反
今之文化人講科學，疏外了大自然。講民主，斷絕了知性。此始自五四時，而戰后為甚。先是把中國言語的美來破壞了，跟著是道德大墮落，于是中國人身體的線條與容貌的美亦喪失了。中國文明的剛柔與方圓之理，幾千年來表現在人體上，現在可是都像西洋人的硬直的線條了。史上對一個民族的這種破壞的全過程，要經過一百五十年乃至三百年纔能達成的，現在即是以電視與收音機與報章雜誌與美國式學校，在短短的三十年中就都達成了。今寫詩歌小說的作家，有否注意到人物身體的線條與容貌表情都成了西洋人的模造品？
原來女子的體格線條，還有比中國女子更柔的，那就是日本女子，但我覺得還是中國女子的體格線條柔中有勁直灑脫，勝如日本的。老莊說的柔弱，本來是剛強的姿態，所以帶一種軒豁。
岡潔先生與湯川秀樹最愛莊子與西遊記。
西遊記裏的孫行者大鬧天宮，世界上沒有別的一部小說寫一個反字寫得這樣好的。要就只有白蛇娘娘之水漫金山，敢率領了揚子江中的蝦兵蟹將對法海那邊的天兵天將打仗，那也是個了不起的場面。孫行者是對于觀世音菩薩，也敢在背后咒頌一句壞話。孫行者保唐僧取經，道上遭了多少魔難，只說這回又逢一個魔頭，他帶有三隻鈴兒，一隻放沙，一隻放煙，一隻放火，折磨得孫行者苦痛淚流，好不容易把它制服了，正要一棒打殺它，半空中卻來了觀世音菩薩把它收了去，說：“悟空不可打殺它，它原是我問文殊菩薩借他的坐騎？精，來試你師徒們道心堅不堅的。”等菩薩去后，悟空自個兒思想唸誦道：“南海菩薩也會這樣捉狹，難怪她一世無夫。”
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而哪？與樊梨花都把來反了。湯武革命是反了君為臣綱。中國人是對神亦敢反，因為大自然的始動就是反，撒旦本是神的自己反自己，而人神可以遊戲，所以惟獨中國有革命，是革的天命。由西方教會講釋的新舊約聖經裏就是沒有一個反字與一個好玩的玩字，因而很難處理撒旦的問題了。
世界上惟獨中國的戲劇裏能把妖怪寫成這樣可愛。還有是番邦公主可愛。水漫金山倒是佛法與正神這邊無趣。我看有朱天衣登台的演平劇“掃蕩群魔”先是朱天衣演真潘金蓮偕武大去逃荒，被路邊山頭上的妖魔兄妹二人望見了，就變出好多個一律的矮武大與一式喬扮的潘金蓮，難分真假，一對一對，都是唱的一樣的詞兒：“夫妻們雙雙去逃荒…”鬨鬧到縣官處去辨真假，連那烏紗紅袍的縣官也與武大一樣矮，跳下座到他們的隊中起鬨去了，這實在是好玩。而后來張天師與包公分剖出真假潘金蓮，則不過是借來收場，劇情的主體還是妖魔。
但最好的還是西遊記。
西遊記裏的妖魔可愛，而孫行者也可愛，不像法海與張天師的無趣，因為孫行者也是妖魔出身。正與邪相鬥，而又好像是一家人。歷史七五胡亂華，是中華文明自身的反，不當它是撒旦對神，這與西遊記的道理相通，所以收拾得出了隋唐的新天下。而若以神對撒旦那樣來對付，那是到底也不得解決的，西洋于舊約創世紀以來，就解決不得神對撒旦的問題。
王猛及崔浩，是漢與胡反在一道了，玩在一道了，所以結果能是漢同化了胡。孫行者與魔頭對話，你來反，我比你還會使哩，我反過天宮。你講玩，我比你還會玩哩，你的葫蘆裝得人，我也取出個葫蘆給你看，我的丟上去還裝得天哩。這要來對照歷史上的事情，纔知妙味。孫行者對牛魔王與鐵扇公主，尊一聲哥哥嫂子。對有一個魔頭，孫行者自稱外公，討他的便宜。而史上漢王與項王原來的為兄弟，為敵到了項王戰死，漢王還是以禮葬之，為盡哀而去，孫先生對民初的軍閥便也有像這樣的一體之情。而我們后來對中共，是不是像聖經裏的神對撒旦，沒有一個反字，也沒有一個玩字呢？最大的反是革命，可是今之文化人連三民主義的革命二字亦少有聽說，這很不好。最大的好玩亦是革命，革命是中華民族的跌蕩自喜。
“反”是創造。“反者道之動”人初之反未有對象，要說神，它自己就是神，要說撒旦，它自己就是撒旦，所以這個反，不一定與鬥爭相關，這就與西洋辯證法從對立出發的不同。
老子講反，而又講不爭，如李白蘇軾皆是反俗的人，而同時仙凡並嬉。曹操待劉備與孫權都彼此相敬愛。“反”到得爭鬥，也與西洋的爭鬥不同，所以中國是自有一套兵法，王師有征無戰，還有民間起兵是州郡並動，是一種革命的風，惟“道之動為反”的反纔能有此風，而西洋的鬥爭則都是力。中國里巷日常有衝突時，大率是勝之以不戰。是以此王風為背景，纔也有像商朝的與漢唐的大兵威。
“擊壤歌”裏小蝦對于自己合不來的功課與先生，都有好心想，這點很可貴。現行的功課制度與教學方法是要改，如日本最近已頒佈中小學的功課減輕百分之二十，這是知性的事，不是憎恨的事。如我建議對教育與文化政策的改革，便也是出于知性，不雜憎恨的。中國文學新鮮、清明、和平，新鮮是在反，清明是在知性，和平是在不鬥。湯恩比說文明在挑戰，但我說文明是像曇花的拆裂開放，它是自足的。
世界上就是中國民族最會玩，佳節燈市是大人的擺家家酒，採菱採蓮採桑搗衣浣紗的風景，是把勞動亦當作好玩。基督教的聖者沈痛，佛教的羅漢面壁冥想，中國的仙人即是一味好玩。中國發明了圍碁、麻雀牌、煙火、風箏、陀螺、扯鈴，都比外國的玩物好玩，平劇也比西洋劇能戲耍。中國古來的詩文最多遊山玩水，西洋文學裏沒有像這樣的。
如此想來，更可知“擊壤歌”在中國文學上意味的重大了。而我早先為朱天心的文章寫序，提出一個“玩”字，如今再來想想，真要替自己歡喜了。
蘇軾詩、“東風知我欲山行，吹斷簷間積雨聲”天晴也是尋常事，惟他會自個兒高興得意。仙枝的小侄兒二歲，家裏簡直沒有玩具，他午后睡過一覺，起來走到外間，在籐椅到板壁之間的這幾尺之地無可玩的，他能自個兒想出玩法來，又奔又叫，又裝跌一跤，自個兒高興發笑。我看這個小孩大起來必定有辦法。
玩本來是創造，我們做小孩時也是這樣的。現在卻是備具了玩具叫小孩玩，小孩在沒有可玩之處想出玩法來的創造力就萎縮了。大人的打棒球，打拍金珂，也是備具了玩具叫你玩，團體旅行亦然，都是把好玩是創造的知性來滅絕了。
勞動是無可玩的，也玩得出採菱採蓮浣紗搗衣的風景來。危地險地，像孫行者與妖魔拼鬥有什麼好玩，也能玩出花樣來。台北市我看看沒有什麼好玩“擊壤歌”裏卻成了玩耍不完的地方。又如見了總統，與到了神前，哪裏還敢存個開玩笑之心，而西遊記最后寫唐僧師徒到了雷音寺，阿儺向取經人索賄賂，寫書的人簡直是不敬，然而聽了釋迦如來的一番話開脫，又都成了是莊嚴的。
旅行是你若不會玩，便走遍外國，也不及“擊壤歌”裏的小蝦與小靜她們走了台北市的一段紅磚路。李白與蘇軾的會玩就像小蝦她們。這裏再引蘇軾的詩一首“登常山絕頂廣麗亭”：
西望穆陵關，東望琅邪台，南望九仙山，北望空飛埃，
相將呼虞舜，遂欲歸蓬萊。嗟我二三子，狂飲亦荒哉！
紅裙欲仙去，長笛有餘哀，清歌入雲霄，妙舞纖腰迥。
自從有此出，白日封蒼苔，何嘗有此樂，將去復徘徊。
人生如朝露，白髮日夜催，棄置當何言，萬劫終飛灰。
此詩可伴“擊壤歌”的熱鬧，蘇軾又像賈寶玉，要與姊妹們長在一起，等他化為飛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