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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曾经以敏锐的心理洞察力记述过人类这样一种普遍境况：人们常常感到自己只是为了他人的需要而生存，不能根据自己的选择和意愿使自己成为自己，他只是试图按照别人认为应该的那样去思维、感受和行动…也就是说，他不得不选择做一个并非自己本人的人。
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关于异化的理论中也曾经做过类似的表述，认为一个人可能会在社会中丧失真正的自我，把自我埋葬在他扮演的角色、他的社会作用之中。马克思在《哲学手稿》中指出：“人只有在成为他自身的主人的时候，才能将自己当作独立的存在物，而且只有他把自己当作自己的存在归之于自身的时候，他才是自己的主人。”这就是说，人只有以多种方式占有他自己的全部存在，他才是独立的，因而才是一个完全的人。尽管一八四四年之后马克思较少使用人性和人的本质等概念，但是青年马克思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仍然极大地扩展了对人类本性的心理学解释范畴。
马克思之后出现的精神分析理论、存在主义哲学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它们认为人不仅仅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产物，人还是其自身，也就是说，既然社会是由人组成的，那么，社会的某种无意识和某些抑制因素，必然要同既定的人类需要发生冲突，从而导致精神压抑，人类在感受和摆脱这种精神压抑的过程中认识自我和实现自我。
在这个意义上，人的发展和社会变动其实都具有如下特点——正如在现代西方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史上都占有显赫位置的哲学家弗洛姆所言——“人只有充分展示他的力量才能够解决他的存在问题。一个社会愈是使人变得畸形残缺，人自身就愈加病弱不堪，即使他可以有意识地忍受自己的命运。但是，从无意识上讲，他是不会甘于忍受的，正是这种无法忍受本身构成了他去改变畸形社会制度的愿望…社会变革和社会革命不仅由与旧的社会组织形式相冲突的新的生产力所引起，它更是由非人的社会条件与不可变更的人类本性需要之间的冲突所引起。”
弗洛姆进一步指出：“革命不仅是作为新的生产力的表现而发生的，而且也是作为人的本性受到压抑的部分的表现而发生的，而且只有在这两个条件都具备的时候，革命才能够最终完成。”
在这里，如果我们把“革命”理解为历史，所获得的概念意义也许会更清晰准确一些。
既然人类的不健全来源于社会的不健全和人类本性自身的不健全，那么，健全的人究竟应当是怎样的形态？很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都曾进行过论证和描述，有人认为，健全的人对自身进行评价的基点存在于自身内部，他不需要寻求他人的赞许或者否定，不倚赖他人提出的信条，也不需要依靠他人的帮助来为自己做出决定或者进行选择。换一句话说，他会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变化的过程，而不愿做某种单纯的既定社会组织规范出来的成品。还有人认为人会产生出一种成为真正的自己的强烈愿望，这个愿望将促使他摈弃在生活中经常使用的面具，促使他去发现和体验隐藏在面具后面的陌生人——他自己被遮盖起来的那个部分。这时候，人是什么了呢？人是“一个流动的过程，而非一成不变的试题；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江河，而非坚硬的顽石；是潜能不断变化实现的集锦，而非若干固定特征的简单汇集。”（[美]罗杰斯：《成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我喜欢这种从心理学层面对于人自身和对于人在历史中的位置的探讨。
任何一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都免不了要和历史打交道。我常常想，历史究竟是什么？当一个人处在某种历史事件中的时候，他对于这个事件到底有多大程度的认识和了解？他是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人还是作为社会符号存在于历史之中的？他用何种方式与历史对话？在也许自觉也许不自觉的过程中，他的本性是被消散了被掩藏了还是被扭曲了？
这正是本书探讨并力图向读者揭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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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在探讨中很多宿命的东西困扰着我，这就是我写作本书过程中曾经在《写作札记》中表述的：“在强固的历史面前，人的全部命运展现反映的都是：虚弱。”是的，是虚弱，这是我的基本看法。那么，究竟什么是历史？它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以至于会让整个人类感到虚弱？
我的看法是：历史不是某种我们无法了解的力量汇集而成的社会情态，它实际上来源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创造，换一句话说，历史是由无数个人动机汇集而成的某种形式的社会变动。历史无所谓正义或者非正义，它仅仅是一种不能被进行价值判断的强固存在，就像一座巍然而立的高山，人类用自己的行为造就了它，而它又很难因为人的愿望和要求被改变，所有个体为了生存都必须与它共处。这时候的历史实际上已经演变为某种脱离于人类自身的强固客体，在它面前，人类任何向自我回归的渴望都会演变成为一场斗争，一场在灵魂深处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人生的起点就像掷骰子一样，它的偶然性深深植根于无法逃避的事实之中。这使我想到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大致意思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历史时代、一定的社会、带着一定的遗传基因被我们的父母生养出来，所有这些因素对于我们来说都是“被给予”的，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扔”到这个世界中来的。
我们必须按照这一切开始我们的生活。很多被人当作真实和理所当然的东西，其实不过是人生存其中的社会暗示影响所造成的虚幻。一个人的道德态度（他的伦理特征）来源于他本人的心理结构，但是，这些态度又和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的历史、文化发生着联系，因此也必然体现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特征。
我们所说的人与历史的关系大抵也是这样一种状况。
被称之为历史的东西不是现在进行式的描述，它是一种过去式的述说，一种能够依据某种理性原则联结成为线索的东西。从表面上看它具有强固的必然性，它的质地和方向不容许质疑，但是如果我们观察细节，就会发现有许多或然性，只有在或然性当中我们才能够发现人类心灵的轨迹。这就像物理学上的不确定原则：“我们不能非常确切地同时知道一个粒子在哪里和它的运动速度是多少；如果我们能够测出它的准确位置，我们就无法测量出它的速度。”我们把它引申一下：如果你检测历史，你就不知道它在哪里；如果你知道它在哪里，你就不可能确知它的速度或者说运动方向。这很耐人寻味。
在文学的意义上，我宁可认为不知道历史在哪里，我只能在看到它的那个地方观察它，而我观察它的那个地方肯定不是别人的地方。历史就像浩渺的星空一样，虽然有点点星光，但其深处仍是巨大的虚无，或者换一句话说，尽管历史是一个必须赋予内容——不管必然性还是或然性——的概念，但是，我的主人公经历的所谓历史没有内容，他们仅仅是时间过程中偶然出现的人物。所以，我不希望读者过于看重本书的历史叙述，那是为了演出不得不搭建的舞台，历史在这里是一个借助的概念，实际上，把它理解为“时间的过程”更为合适。我更为关注的是人类自身，我描写的是在时间过程中的人。
指出这一点至关重要。
3
新时期文学经历了二十多年探索和发展，终于磕磕绊绊地走到了今天，历史会对它做出评价，但这需要时间。就我个人来说，这二十多年是我生命的核心区域，按照通常规律，这段时间应当是最富于创造力的时期，但是我并没有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其中原因多多，感慨也多多。进入新的世纪，当我完全彻底地把文学作为惟一生存方式以后，我感觉一个目标越来越清晰，感觉自己正在接近这个目标——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突然加力，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和速度写作
长篇小说的原因。
人就是这样，你不能够躲避时代的发展变迁对于你的深刻影响，所有人都被时间改变着。同样，时间也改变着文学。现在再来看中国文学接受外来文学（拉丁美洲文学）影响的那次大潮，就会产生更接近本质意义上的观感——那是一次基本上丧失内容或者说抛弃了内容的形式上的冲击，它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形式，却逃避和抛弃了拉丁美洲文学的精髓，其后果是中国文学不但没有“爆炸”反而由于轻率地玩弄技巧大规模地失去了读者，文学的神圣光环被文学自身的骄狂和漫不经心熄灭了。谁该为此负责？当然不是那些进行艺术形式探索和表现的作家，也不是那些评论家连篇累牍的鼓噪，而是时代——你不能强求这些人去做时代不容许做的事情。实际上，那些先行的探索者是让人敬重的，他们的经验（哪怕是失败的经验）将滋润和营养后来的中国文学，这已经得到了证明。
时代怎么了？它为什么不容许人们像拉丁美洲作家那样讲述自己的故事？我认为问题仍然出在传统上，政治传统、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决定着一个时代的精神走向，作家身在其中，不能不受其左右。
我们稍稍回味一下拉丁美洲文学的渊源就会看到这一点。拉丁美洲文学固然植根于那片神奇的土地，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欧洲近代思想对于拉丁美洲历史和文化的深刻影响，换一句话说，是欧洲近代思想奠定了拉丁美洲作家观察世界的方式，在力图用全新的方式对这种观察作出反映的时候，他们发现了就在身边的神奇的现实。
一种好的文学必定是与时代最先进文化和思想并驾齐驱的文学。这就造成了拉丁美洲文学独有的品格——深刻反映那个社会的现实生活，把人物命运全部放到社会舞台上来进行展现。所谓“魔幻现实主义”仅仅是一种外加的形式归纳，很多所谓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并不承认自己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家，而是宣称自己为“社会现实主义作家”仔细注意一下就会发现，阿斯图里亚斯、略萨、马尔克斯、卡彭铁尔、鲁尔福、亚马多等所谓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都是积极涉入社会现实的作家，有的干脆具有政治家和文学家的双重身份。
一位记者曾经问马尔克斯：“最成功的小说应当什么样子？”马尔克斯的回答是：“最成功的小说是绝对自由的小说，是以其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深入现实的力量让读者忧虑不安的小说。”马尔克斯进一步强调：“如果它能够把现实翻转过来，让读者看到另一面的情形，那就更好了。”这或许可以说明，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干预，在历史与时代的舞台上展示人物内在命运，正是拉丁美洲文学发生“爆炸”的根本内在原因。不幸的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忽略或者回避了拉丁美洲文学的这一特性。现在是强调这一特性的时候了。
作家有时候要像西西弗那样固执和坚韧，否则你就会和巨石一道滚下山去。我不愿意滚下山去。
4
二〇〇四年年底，我完成了《危险的移动》第二部的创作（第一部于二〇〇五年出版），按照习惯把书稿封存了起来，开始思考下一步怎样执行创作计划。
本书不在计划之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几年这里的人物却经常闯到我的脑海里来，甚至在读书的时候也经常想到它，总感觉有一种东西在召唤着我。因此，一旦把《危险的移动》第二部杀青，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九八六年创作的中篇小说《母亲·儿子·黄河》找出来，仔细阅读。我发现了将近二十年前的稚嫩，同时也发现了这部作品蕴涵着没有被很好开掘的深刻历史内容，这是一个现在就可以开挖的富矿。于是，我改变了计划，把别的作品推后，优先写作本书。
《母亲·儿子·黄河》是一部较长的中篇，大约八万字，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八年曾经在一份历史研究杂志上作为特定题材作品进行连载，当时反应不错，曾经有电影导演找到我，希望改编成电影。我自然十分高兴，全力做了配合。但是，我不知道那位导演在他所在的电影制片厂遇到了什么问题，这件事居然在进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渐渐停了下来，当时弄得我很郁闷。现在，我很庆幸那件事没有进行下去，否则，在我的创作历史上留下的将不是辉煌，而是一种抹都抹不掉的难堪。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作品本身。
《母亲·儿子·黄河》的主题是：在阶级性与人性的冲突中，阶级性最终战胜了人性，核心情节是母亲玉兰由于儿子绍平的怯懦而枪杀了他。这实际上是用适合于那个年代要求的概念化、主题先行的手法创作出来的一个故事。时间过去了将近二十年，时代思想在深化，我个人的认识和见解也在深化。我感觉，原来对题材和人物的处理都趋于简单和肤浅，脱离了人物的内在性格逻辑，在这个层面它是不成功的；但是，作品所提供的大量微观精神世界的描写，又使得它显现出一部优秀作品的内在品质。
我决定修改这部作品，严格说起来是重新写作它。
我用整整一年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在全部工作以外的时间全身心浸淫在作品里，生活在那些虚构的人物中间，几乎中断了全部社会交往，连手机都搁置了起来。我常常半夜两点钟起床和我的人物交谈，天亮以后再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就像经历了梦游的人那样，这时候出现在我眼前的世界反倒不那样真实了。
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到我爱人袁平和女儿陈萌在生活上、精神上给我提供的帮助和支撑，没有她们的这种帮助和支撑，我将无法安排任何创作活动。
和以往的创作经验不同，当我为本书划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我没有体会到终于做完一件事情的兴奋感，反倒觉得是解脱了一个“噩梦”这个“噩梦”难舍难弃，缠绕了我将近二十年，让我兴奋，让我痛苦，让我理智，让我疯狂…我经常问自己，在这个故事中，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打动我，让我如此不得安宁？我想也许有很多原因，但是最根本的恐怕还在于：这是一个关于我们自身的故事，我们不可能在这样的故事面前无动于衷。
我以为，小说必须表达只有小说才能够表达的东西，这些东西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人性的深度、心灵演变的轨迹和引人入胜的故事。如果一部小说不具备这三种要素，那么，就可以不认为它是小说，至少可以不认为它是一部优秀的小说。
所谓人性的深度，就是人的灵魂对于客体世界所感受的深度，它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在任何空间和时间上都发出只有自己才能够感知的音响，或者激昂，或者沉郁，或者欢乐，或者悲伤…爱情、生命和死亡是能够将人性深度展示到极限的领域，它们也因此成为文学尤其是
长篇小说的永恒主题。仅有人性的深度还远远不够，好的长篇小说必定能够把灵魂的任何震颤（哪怕它极为轻微）和心灵演变的轨迹记录下来，传达给读者，唤起读者类似的感受…这就是艺术的功能。而这一切都需要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就是或者说只能是一个生动感人、荡气回肠、千姿百态的故事。
我试图在这部作品中让上述三种因素都发挥到很好，希望自己为读者奉献出一部真正的好的小说，为此，我比以往做了更为艰苦的努力，在这部篇幅不是很长的作品中耗费的心血，不亚于以往创作的任何一部作品。也许我完成得不好，但那不是由于懒惰，而是因为我目前只能写到这个程度，或者说时代只允许我把这个故事讲述到目前这个程度。
任何人都有局限，作家的局限恐怕更严重于普通人的局限，这是因为局限着他的主观和客观因素在创作过程中会扩张为很难反抗的强力，这种强力无嗅无味，无影无形，却能够作用于你的全部精神活动，甚至强大到让你闭嘴的程度。
好在我把故事讲完了，现在，我等着读者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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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一个人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并不完全是自己的事情。我从插队之初就确立了文学理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进行过努力冲击，但是并没有达到我期望的高度，尽管在这期间很多人给了我巨大的帮助与鼓励。九十年代以后，我的文学理想虽然没有破灭，但远离了文坛，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职业工作之中，十年时间就在忙乱当中流逝了，二〇〇三年以后我才把精力重新转移到文学上来，开始将文学作为自己存在的惟一方式。我发现自己站到了新的基点上，这个新的基点提升了一个人的精神高度，看人看事都有了新的视角。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感激促使我进入这个阶段的人——如果不能进入这个阶段，我就不可能写出《危险的移动》前两部将近一百万字作品，不可能写出本书，也不可能写出其他作品，更不可能获得今后进行文学创作的持续动力。
《危险的移动》第一部出版以后，我得到文学界和评论界朋友的热情赞誉和鼓励，接到很多陌生读者的来信，我品味到了被人理解的幸福。我对于在重要时刻给予我支持的出版社领导和责任编辑充满了感激之情。
在本书出版过程中，我亲眼目睹了责任编辑朱瑛女士的职业热情，没有她的努力，本书不会以现在这个面貌出现在读者手中；王文平先生更以令人赞佩的睿智与经验评价了本书，给与了我宝贵的鼓励与支持；侯秀芬总编辑长时期以来对我的创作给以莫大理解，总是在关键时刻给以帮助；本书所有印制、宣传、发行环节都高效而流畅有序…我再次体会到了一个优秀团队对于一本书的意义，通过他们的努力，本书才得以如此快捷地走向读者。
我总是慨叹在文学之路上遇到好人，没有这些好人的支撑，我将难以走到今天，这些好人也是我认为这个世界非常美好并值得我去热爱的原因之一。
陈行之
2007年早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