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时间之箭
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三日（农历一九七七年七月三十）那次崤阳之行，有两件事情给我造成冲击，一个是吴克勤的命运，一个是吴克勤给我讲述的关于母亲的故事。事实上，前者对我的冲击比后者更为强烈，所以，尽管我被关于母亲的故事深深打动，尽管我庄严地对吴克勤承诺说一定替他把那个故事写出来，但是，在随后的岁月里我并没有马上写出那个故事，而是先写出了长篇小说《原野上的路，路上的人》。这本书一九八七年出版。
《原野上的路，路上的人》以吴克勤的生活经历为线索，描写了主人公在巨大的社会转折中的生活境遇和心灵历程。
这部小说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尤其是知识青年这个层面的读者。我曾经收到两封和吴克勤有类似经历的读者写来的信件，直截了当说到他们的苦恼——在深刻认识时代和自己的位置的问题上，我觉得这两位读者比吴克勤要聪明和深刻，因为，他们其中的一个已经离开了农村，另一个也正在争取调回他出生的那座城市。尽管这样，他们在早已经被人忘记了的小山村里也已经生活了将近二十个年头。他们已经不能被称之为“知识青年”了，他们正在步入中年。
我为他们最终的选择感到高兴——尽管我也深深理解他们做这种选择面临的艰难。那的确非常艰难，我在《原野上的路，路上的人》中具体地描写了那种艰难。或许正是我的这种描写引起了他们内心的共鸣，他们认为我是深刻了解现实世界和他们的灵魂的作家。
这是我公开出版的第一部
长篇小说，读者一定能够想见，在读者这样的鼓励面前，我会多么高兴和欣慰。这本小说是我整个文学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
加油站，通过它，我获得了继续前行的动力。
按道理我首先应当把这部作品寄给吴克勤，严格一点儿讲，没有他就没有这部作品，甚至可以说，是他用自己的人生首先书写了这部小说，我做的不过是复述。但是，考虑再三，我最终还是没有把书寄给他。
我的考虑是：我过于近距离地反映了他的生活，小说描写了他不愿意向我诉说的那些东西，我觉得最好不要让他读到它——我不想触动他内心的伤痕，更不想打扰他的生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信息交换还不像现在这样便捷，在我当时工作的K省省会龙翔市和洛泉市崤阳县张家河乡马家崾岘村之间，进行联系的唯一方式是通过邮局进行邮件传递。
鉴于马家崾岘极为偏远和基本上与当代文化相隔绝，我相信，如果我不直接将小说寄给吴克勤，他肯定无法看到，他不会知道这个世界上竟然会有一个人把他写进了小说。
别的人，包括我们那些中学同学也不会告诉他——大家都在忙着，你能想象在美国曼哈顿料理跨国公司生意的富商、北京城里为生计愁眉不展的下岗工人、日理万机的副省长、忙于与当地政府负责人一道遮掩发生
矿难的黑心矿主，知道这个世界上出版了一本描写知识青年题材的小说吗？你能想象这些人中的某一个人会写信给黄河岸边一个叫吴克勤的人，说“有一部小说写到了你”吗？
你当然可以说这些人都是从一所中学走出去的同学，但是，岁月的河流，人生的不同轨迹，早就把“同学”这两个字销蚀得斑斑驳驳，它早就无法为我们提供关于“类”的任何信息了。
所以，我坚信吴克勤没有读到我的小说，我也坚信吴克勤并不知道这个世界曾经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我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同样满怀豪情奔赴革命圣地洛泉插队的知识青年，有的在自己的父亲或者母亲重新得到权力以后被调回北京，进入国家权力部门工作，不久成为处长，不久成为副厅长，不久成为厅长，不久成为某公司总裁；有的花尽所有积蓄千方百计调回北京，不久却被裁员下岗，被强制拆迁，离开祖祖辈辈生活其间的老城区，成为远郊住宅小区条椅上孤独地享受阳光的老人；有的在农村干活过于努力，因为腰肌劳损而佝偻；有的则由于胆大妄为而成为大款；有的由于常年过不正常生活得了恶疾，过早离开了人世；有的非法贩卖盗版光盘，由于逃避城管人员的管理被汽车撞死在马路上…
就像“同学”的概念失去了本身意义那样，现在谁还使用“知识青年”这个概念呢？这个概念又能覆盖哪些人群呢？经常还会有人召集搞同学聚会之类的事情，在这类聚会上，这些人究竟能够找到多少共同语言？不要说境遇不同的人，即使是境遇相同——比如同样的大福大贵，同样的当了高官，同样的赤贫如洗，同样的无权无势——坐在一起又能够说什么呢？你能述说近乎于黑道的甚至连带几条人命的原始积累过程吗？你能述说为了得到某种权力进行巨额贿赂的事实吗？你能向另一个几乎活不下去的人哭诉你的艰难吗？你不能。
吴克勤说得对：每一个人都在书写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可能会用同样的方式开头，但是后面的叙述却大相径庭，你找不到任何内容上的交叉。在人的广泛社会联系中，在人的丰富的精神活动中“同学”关系显得多么纤细和些小，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吴克勤肯定不知道鲁平的故事。
鲁平是我和吴克勤的同班同学，也在洛北插队，距离我插队的村子三十华里。就在所有插队知青按照时代和良心的要求在田地里和贫下中农一道艰苦劳作着的时候，就在吴克勤这样的先进知识青年相信能够用自己的双手改天换地，让贫穷的世界富裕起来的时候，这个从就小不声不响却淘气得没边没沿的家伙，竟然从来没有下地干过活，也很少到知识青年集体灶上吃饭——原来，这个家伙一直在像黄鼠狼一样半夜潜行出去偷老乡的鸡，然后在他独自住的窑洞里炖着吃，没过半年，村子里的鸡基本上就绝迹了。没有一个人怀疑是这个总是阴郁地打量人、甚至连大队党支部书记都怯着几分的人做了这件事情。鲁平做过的最骇人听闻的一件事情是把生产队一只三岁毛驴拉到宿舍，照脖子就是一刀，然后像炖鸡那样在锅里煮。驴肉很难煮，而丢了驴在农村又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队上的社员就全部出动去寻找。那时候群众对于鲁平的人品已经有了怀疑，队长就尝试着到他这里来看一看。果然闻到了肉香！生产队长让几个基干民兵强行突入，那个瘦小的人正坐在锅灶前慢条斯理地撕扯着煮熟的驴肉，看见荷枪实弹的民兵不但不怕，还慢悠悠地说：“先甭急，等我把这块肉吃完了跟你们走。”
这在当时是不小的罪过——驴是生产资料——鲁平就以破坏生产罪被关了半年县大狱。出狱以后，鲁平还到我插队的那个公社集市上去过，所有人都像躲避《水浒》里的牛二一样躲避着他，包括他往日的同学。后来，很长时间听不到他的消息，有的说到他缅甸参加缅共打仗去了，有人说他被砸死在了煤矿巷道里…各种极端的消息彼此矛盾冲突，但是在证实这个人的必然结局方面，却都很合乎逻辑。
一九九三年年底，我调动工作回到北京，参加中学同学在一个豪华酒店里的聚会。我完全没有想到会在这里见到鲁平！
此时的鲁平风度翩翩，头发整齐地梳向脑后，光可鉴人，看上去完全不像商人，倒像是一个级别很高的首长。级别很高的首长因为手里掌握巨大权力往往显得很温和，而显得很温和的人又往往是令人生畏的人。所以这个个子不高的男人出现在我们这些已经被证明人生失败或者完全说不上辉煌的人中间的时候，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他的高大和自己的渺小。他用微弱的声音向巴望着他的大家打招呼，所以我并不知道他都说了些什么。地位很高的人往往时间都很宝贵，鲁平不可能长时间停留在我们中间，他像所有大人物在这种场合那样只呆了五分钟，和大家碰了杯，也没喝，就在人们热烘烘的簇拥下离开了酒店。
关于鲁平的议论马上在进食他赏赐的美酒佳肴的时候展开了。所有人都钦佩地认为鲁平是我们三百多名同年级同学中最为成功的人士，语气和目光中那种艳羡和尊崇，绝对真实，没有任何虚假的成分。
鲁平目前的公开身份是某
房地产开发公司老板，北京很多有名的楼盘都是他的杰作，经常出现在报纸、广播、电视上。这个人究竟有多少资产，是一个没有人能够说清的问题。
有意味的是，人们往往更加喜欢谈论一些说不清的问题——在我的印象里，整个同学聚会谈论的都是鲁平的财富。
我听到一个同学——这次聚会的一应开销，都是鲁平让这个人代为料理的——说到他前不久曾经被鲁平邀请到家里做客，这个因为能够接近鲁平而显得很高贵的人尊严地说道：“地点在好像是在温榆河北岸，一幢巨大的独体别墅。我现在只跟你们说他的
客厅。客厅一百五十平方米，摆设了很多据说不是复制品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的价格，足够把他所在的整个别墅区买下来。在这个客厅的正中央，鲁平让我看他的‘镇宅之宝’。这是镶嵌在深棕色木质地板上的这么大一块黄金，”我们那个同学站起来，伸开双臂形容黄金的体积。当张着嘴巴的同学对于黄金体积的大小获得一个概念以后，在人们的惊诧之中，那位因为说出了一件罕见事物而显得有些自负的同学重新坐下来“甭说别的，你们就说这块金子吧——值多少钱？！”
没有人能够算得出值多少钱。
于是那位同学继续描述那次至少在他个人经历中具有历史意义的游览中看到的东西。
鲁平是我见过的成功者中最不具备家庭条件支持的人，他的父亲和母亲都不是高官，按说他没有理由获得这样的成功，但是他竟然就成功了，这说明这个时代的确在创造奇迹，不但在创造有权有势的人的奇迹，同时也在创造着鲁平这样的没有形状的人的奇迹。
但是——我这个人就是多事，总要想到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问题——我又在想：一个善良的普通人，能不能得到创造这种奇迹的条件和机遇呢？我还在想：如果我插队的那个地方有十个鲁平这样的人，谷庄驿公社不就变成土匪的天下了吗？还有什么“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还有什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幸亏生活中没有这样的“如果”实际情况是——那里只有一个鲁平，其他二百多名知识青年都是一些被时代驱赶着老老实实走自己的人生之旅的人，所以那个地方不但没有变成土匪的天下，它还是一个按照标准模式运转着的世界。
在这样的世界里，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在一天接一天的时光延续中，遵循着人的良知，同时也护卫着社会的良知，所以，世界才没有完全变成土匪的天下。
当这些人疲惫到没有力量遵循人的良知，无力再对这个可爱的世界进行看守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
就是在这次同学聚会上，我听说了一些关于吴克勤的事情。
53。回到初始的地方
八十年代初，实行将近三十年的人民公社制度被改变，开始实行带有私有性质的土地制度，即所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俗化说法是“包产到户”）。这样一个简单的、不彻底的向传统土地使用制度的回归，在中国大地上激发出的创造性和活力，简直如同排山倒海。
用一个形象化的说法：当初我们养了一只体型巨大的猫，这个漂亮的大家伙天生懒惰，中看不中用，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就是无法让它从昏昏欲睡中清醒过来，哪怕象征性地去逮上一只老鼠，以证明对于它的豢养是正确的，它让人尽失颜面。正在这个时候，突然来了一只黑猫或者白猫，这个家伙根本不在乎你是不是在乎它，出自于本能地跃跃欲试想去逮老鼠。我们就让它去逮，它竟然就逮住了，逮住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老鼠，创造了一个奇迹，这个奇迹不但解决了我们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吃饭问题，它也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惊叹，世界上很多穷人和富人或者羡慕或者嫉妒地指着东方说：“看！那家伙逮到了那么大的一只老鼠！”
历史的深刻变革必然带来参与其中的人物人生命运的变革。
在世界地图、甚至在
中国地图上也找不到的一个叫马家崾岘的小山村，一个早已经被人遗忘的人的人生命运也就此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吴克勤终于因为身体原因卸掉了当了整整十年的马家崾岘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职务，开始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为自己进行粮食生产。
据说他的日子过得还不错。他本来就是一个干活不惜力的人，现在能够完全为自己劳作了，当然更加拼命，他成了村里把庄稼务育得最好的人，每一年都超额交售公粮，但是他拒绝任何荣誉。
我们应当关注这个人的这一重要变化。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乡上和县上都有亲爱的领导人想把他树立为“致富能手”甚至开列出了非常优厚的优惠条件——低价供应化肥，免费提供粮食优良品种，优先收购
苹果等等——诱使他在胸前佩带巨大的红花，在敲锣打鼓的喜庆气氛中好好当一个能够被宣传的典型，一个能够被上级和上级的上级知道和夸耀的典型。
所有这一切，都被吴克勤拒绝了。
最后一次是在崤阳县县委书记的豪华办公室里，吴克勤客气地对县委书记说：“我尔格老了，不想弄那号事情了…”
一直关心和支持吴克勤的县委书记陆嘉廷已经升任洛泉地委副书记，现在和吴克勤谈话的是新近提拔上来的年轻书记贾谊。贾谊同志上小学的时候就学习过吴克勤的先进事迹，所以对吴克勤格外关注，刚上台就把吴克勤传唤到县里。
现在，身材短粗的贾谊同志坐在皮面转椅上，亲自笑了起来，说：“话咋能这样说哩？克勤同志，你还是党员哩嘛！咋能这样说哩？快不敢。”
但是现在不是什么话都不能说的年代了，于是吴克勤继续诚恳地说：“尔格我就是想踏踏实实过日子，其他我什么都不想，就是想好好活着。这…该是能了么？”
“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亲爱的贾谊书记指点着吴克勤的鼻子，笑着说。
谈话已经进行了半个小时，吴克勤竟然完全不能理解领导的一片苦心，让贾谊有些意外，也有些恼火。贾谊书记端起巨大的茶杯，像模像样地喝了两口，并且从茶杯口上方凝视了吴克勤一会儿，然后把茶杯顿在桌面上。
“你知道这叫啥不？”贾谊书记脸上的笑容仍然挂着。
“啥？”
“这就叫死狗扶不上墙，”贾谊书记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看来，我把你扶不上墙哩！”
吴克勤并不觉得愧疚，轻声争辩说：“我上墙做啥？我凭啥要上墙哩？”
“你走吧！”亲爱的贾谊书记突然面露愠色，飞快地站了起来“你走！”
吴克勤就走了，走得很轻畅。
在贾谊书记的心里，吴克勤简直让人匪夷所思，很可能被认为是一个不正常的家伙。但是在我看来，他很正常，无论心智还是行为，都很正常。
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吴克勤内心发生了顿悟，我想，他一定是在某一个特殊的时刻，突然发现他并不在他所在的世界之中，他成了局外人。这个世界喧嚣着的一切都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他不再为这个世界存在了，他只为他的家庭而存在。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状态比喻为一种精神渴望的回缩，一种神圣义务的残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虎生和秀梅成了他的一切，就像当年荣誉和责任是他的一切那样。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曾经对人生各个阶段进行非常精彩的描述，我记得他讲述过一个虔诚的教徒的故事：这个教徒一生笃信宗教，中年之时甚至当上了教会的执事。但是，这个人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心绪却突然变得坏了起来，开始讨厌那些刻板的道德说教，讨厌那些没完没了枯燥无味的宗教仪式，终于，有一天半夜，这个人从床上坐了起来，对妻子说：“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其实是一个一钱不值的混蛋。”于是他开始放纵自己，挥霍了大部分财产…这个被人尊敬的人就这样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这说明人在一生中非常有可能因为什么原因或者不因为什么原因发生就连他自己都无法了解的突变。
为了描述这个变化过程，荣格在同一篇作品中用太阳来做比喻，假设太阳是人的情感和意识，或者用我们的话说，以此来描述人从少年时代到老年时代的精神生活过程——
清晨，太阳从无意识的夜海中升起，俯瞰广阔而灿烂的世界。随着她在天空中不断升高，眼前的世界越发辽阔，活动领域不断扩大，她会发现自身的意义，会意识到自己所能达到的最高的高度，并期望自己给世界以更多的赐福——这就是她要达到的目标。太阳循着自己的道路走向未知的顶点。“未知”是因为这个人性的历程独一无二，其顶点无法探知。到了正午，她就要下降了。下降意味着清晨时分的那种激情和理想的泯灭。太阳陷入自我矛盾，仿佛她应当掩熄自己的光芒而不是继续放射。就这样，光与热渐渐衰弱，最终消失了。
但是，吴克勤还没有消失，他的光还在，那是他生命本体的微弱光亮，它仍然亮着，为自己亮着。
儿子虎生在本村上了小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成为这个家庭的骄傲，就像文化大革命以前吴克勤曾经是他的那个家庭的骄傲那样。吴克勤的理想是把虎生培养成为大学生——这既是他青年时代理想的延伸，也是他整个人生目标的最后凝结。
当时他轻看了这件事情，他以为有了他和秀梅不顾一切的劳作和虎生的聪明勤奋就能够达到这个目标，他并没有预计到日后的艰难。这是后话，我们以后再说。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或者说为了让虎生受到最好的教育，到了一九八四年年底的时候，吴克勤，这个在黄土地上坚守了将近十六个年头的北京插队知识青年，终于放弃了当初对于时代的承诺，放弃了已经找到的最适宜自己的活法，决定全家迁往北京。
这是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农历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初七），也就是我们那批知识青年十六年前到达洛北插队的那一天，同样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三十六岁的吴克勤带着三十二岁的秀梅和九岁的虎生，带着简单的行李，离开了K省洛泉地区张家河乡马家崾岘村。
马家崾岘村村长马双泉带领村上的乡亲们用架子车把他们送到崤阳县城。
在这个熟悉的地方，已经没有人认识著名的北京知识青年吴克勤了，穿行在人流之中，吴克勤就像任何一个进城的农民一样局促而惶惑，好像是一个不知道自己置身何处的人，看这里，看那里。他自然要想到那辉煌的青春岁月，想到成千上万人为了看到他拥挤在县委大礼堂门前的热闹场面，想到像洛北人民那样裹了白羊肚子手巾的他在台上做的政治喧嚷，想到县委书记陆嘉廷亲切的鼓励和嘱托…但是这一切都远去了，就像逝去了的青春岁月一样，消失在了遥远的时空之中。现在这里显得很安静，尽管街道上人很多，尽管商店里挤满了置办年货的人，和当年比起来，仍然安静得使人吃惊。
究竟是吴克勤的听力出了问题，还是这里真的很安静？
我的思绪踯躅了很久，仍然无法向读者做出解释。
一个时代从喧闹走向沉静，肯定说明着什么东西。
我说不出那是什么东西。
马双泉和热情的乡亲们一直把吴克勤一家送过县城北面的湎河（现在这里已经有了一座漂亮的水泥大桥），来到茶坊，眼看着他们上了长途汽车，坐到了座位上，看到汽车逶迤着往湎川—龙翔方向开过去了，才转身离开。
54。北京！北京！
吴克勤当大学教授的双亲都已经去世，他们一家三口就栖身在姐姐家里。
吴克勤在外面风风雨雨十多年，父母亲的生活都由姐姐照料，受了很多辛苦。姐姐和丈夫虽然没去插队，但是都没进像样的工厂单位工作，就在街道办的手工作坊式的小厂上班，收入微薄，勉强糊口。
姐姐把仅有的两间房给吴克勤腾出了一间。当时她的女儿已经十五岁了，一家三口挤到一间房子里面，真的是很不方便。吴克勤知道姐姐的心，因此他就想，现在就在姐姐身边了，他一定要好好报答姐姐。
但是，这仅仅是一个美好的奢望，并且是永远不曾实现的奢望——吴克勤和秀梅都没有工作，为了找工作，把从黄土地上刨挖出来的八百多块钱都送礼了，最终也没有找到像样的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钱，人是不能闲下来的，于是吴克勤就去打短工，秀梅则做一些卖冰棍、卖针头线脑的事情，勉勉强强熬日子。
他们事先绝对没有想到过虎生在北京上学很费钱，在这方面，吴克勤又是一个十分想得开的人，不管学校组织什么补习班之类的东西，都无条件让虎生参加。有的时候为了获得老师的关照，还要时不时送上一点礼。这样，本来就很艰难的日子就越发艰难了起来，甚至到了揭不开锅的程度。
秀梅经常到早市上捡拾烂菜叶子拿回家来吃。她总是想方设法瞒着吴克勤，但是吴克勤并不傻，他怎么能不知道秀梅操持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呢？他不过是不说罢了。
男人的眼泪都是留给自己的，在妻子和儿子面前，吴克勤始终是一个乐呵呵的人，不把任何困苦放在心上。
有一年春节，为了让自己一家和姐姐一家吃上猪肉馅饺子，他甚至在除夕那一天做了一回骗子：在北京站广场上，说自己从郑州来，要到老家唐山过春节，在火车上让小偷偷了，回不去了，求助大伙帮个三毛两毛的。
常年流窜在北京站广场的职业骗子都讨不到钱，何况吴克勤这样的新手？讨要了整整一天，得了三块二毛钱，结果还在天擦黑的时候让一个年轻警察抓走了。
先是让年轻警察打了一顿，半边脸都青紫了，颧骨上渗着血，然后开始接受审问。
年轻警察问他哪儿的人，他说是北京人，家住在什么什么地方。吴克勤在K省呆了十六年，口音早已经不纯正了，听他说话，看他的容颜，鬼也不会相信这个有口音并且面目粗砺的家伙是北京人。
年轻警察冷笑一声，嘲笑说：“别跟我玩儿这个，小子（发音：zei）！你丫这种东西我可见得多了。我立马打电话，你丫要是骗我，我他妈把你撅喽！”
吴克勤拉住年轻警察：“兄弟，是这啊：你打电话可以，可千万别跟我家里人说我干的这事情…”
年轻警察狐疑地看了吴克勤一会儿，然后去打电话。十分钟以后，警察回来了，脸上是一种僵硬的表情，但是在他的目光中，充溢着人性的色彩。
“怎么回事？大哥，怎么回事？”
吴克勤就说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其实他没把述说的事情当成多么严重的事情，不想年轻警察却受不了了，眼睛红红地说：“你不该…你…”“我知道我错了。”
“不是，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
年轻警察不说了，默默地把没收了的三块二毛钱交还给吴克勤，还另外从钱夹里拿出五块钱，强行塞到吴克勤手里。
“不不不，兄弟，”吴克勤推辞“这不行，这可不行。”
年轻警察用逮捕罪犯的强壮有力的手把吴克勤那只攥着钱的手装到了吴克勤的口袋里。
“拿着，大哥。”年轻警察说“我姐姐也是知青，她在陕北延安插队，十一年前转回来了…我知道你们这茬人不容易，我知道。”
年轻警察并不想听吴克勤说什么，把他推出派出所大门，让他回家好好过年。
吴克勤回望着年轻警察，很少流泪的他，终于流下了眼泪。他往前走，在昏暗的路灯下面，泪水闪着光亮，他仍然往前走。他知道秀梅在等他，她一定不放心了。
夜色很浓很浓，即使在北京这个辉煌的城市里，即使在除夕的夜晚，你也能够感觉到夜是那样沉重地压在大地之上。
那时候北京还没有被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很多五彩缤纷的烟花在夜空闪烁，好像在向夜色示威；远远近近的鞭炮声连接成持续不断的声浪，宣告着人们的幸福和安祥；建筑物上的灯饰都亮了起来，一家豪华饭店门前，一些衣着光鲜亮丽的男女从高级轿车上走下来，一排服务生躬身站在门前，做着请进的手势；隔着明晃晃的大玻璃，可以看到很有身份的人正在推杯换盏，间杂其间的香艳女人，显然在想方设法讨得其中一个人的欢心——这个人既可能是掌握着基础设施建设审批权的政府官员，也有可能是生意场上的一个重要关节；一个男人在电话亭里面打电话，听不到他的声音，却能够看出他在滔滔不绝地述说。
他在向什么人述说？他在述说什么事情？关于自己的还是关于别人的？这有意义么？
这个世界已经是那样陌生，它好像远远地离开了他的生命经验，感觉不是置身于从小长大的那个世界，而是来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建筑是陌生的，人是陌生的，就连脚下的马路也是陌生的。小时候逮蛐蛐的古老城墙呢？那黑黢黢耸到夜空中去、总是缭绕着蝙蝠的城门楼呢？在小卖部卖米花糕那个脸色红润的慈祥大妈呢？每逢天阴下雨都要到你家来看漏不漏雨的大爷呢？在胡同里碰面的时候总要高声问一句“嘛去（发音：怯）”的同伴呢？那个即使你站在柜台前看一整天书，店员也不会责怪你的旧书店呢？那个偷偷送给你一块彩色橡皮的邻居家的女孩呢？
这一切都没有了，都消失了。
不知不觉之间，吴克勤来到了天安门广场。
这里亮如白昼——人民大会堂也许正在召开春节茶话会，也许正要开始一场光彩亮丽的文艺演出，以此向整个世界说明全国人民都很幸福；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游走着很多外地游客，在明亮的灯光照射下，上面的碑文清晰可辨，至于究竟有谁会耐心琢磨它所蕴涵着的历史意义，已经不是什么重要问题；革命历史博物馆庄严肃穆，暂时停止了对人民的教育；毛主席纪念堂里面，一个已经逝去十多年的伟人，似乎正在饶有兴趣地谛听着外面发生的事情…所有的一切都井然有序，所有的一切都像人们设计和期望的那个样子存在着，至于这是不是吴克勤的期望，难道是问题么？大山之于小草是问题么？
一件被抽取或者改变了意义的事情，往往会变得很荒谬，比如一场球赛，如果抽掉竞赛的意义，就会成为这种样子：一群穿着一样衣服的人在一个地方疯狂抢夺一只皮球，并且争先恐后要把那只皮球塞到一个铁制的圆筐里。吴克勤当然知道，他的“先进知识青年典型”身份的意义早已经被时间抽取光了，以往那段辉煌的岁月变成了“一个丧失自我的人对自我连续不断的撞击与毁灭”这有多么荒诞！
现在，北京知识青年吴克勤才深切意识到那个时候多么可笑，那个时候的自己多么可笑。
但是，在这个热闹的除夕的夜晚，心情不好的吴克勤没有深想诸如此类的问题，他很快就回家了。
吴克勤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晚上十点。秀梅正站在门口的路灯下等他。细心的秀梅马上发现了吴克勤颧骨上的伤痕，吴克勤解释说是干活的时候摔的。
“我不信，”秀梅仰起脸看着吴克勤，抚摸着伤口周围的紫色淤痕。“摔跤不可能把这里也摔成青的…怎么了？克勤，发生什么事情了？你是不是让人打了？”
秀梅眼睛里颤动着泪光。
吴克勤把她的手放下来，什么都不说，先走进院门去了。正好碰到一个男人出来，彼此看一眼，擦身而过，谁也没说话——这个住着三十多户人家的大杂院，人和人之间很冷漠，有的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揪斗事件彼此还结着恩怨，经常就会发生一些损人不利己的小事：谁家的孩子把谁家的锁眼塞上木棍、半夜在门窗涂上屎尿之类；为了按照人口均摊水电费的事情，或者因为人数问题或者因为计算方式问题，经常爆发争吵，有一次一个莽撞的小伙子扇了一个老大爷的嘴巴，得理不让人的老大爷一下子滚到地上打起滚儿来，直到派出所把小伙子带走才爬起来…在这样的环境中，即使你对所有人都怀着温爱之心，也还是沉默为好。所以知识青年吴克勤很少主动和人搭讪，为此，秀梅总是抱怨他。
姐姐和姐夫又吵架了。他们经常吵架，很难说谁对谁不对。姐夫是一个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人，当时，大规模与外商合资办企业刚刚开始，外商接手工厂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裁减工人，由于没有法规约束，工人往往都是在极为苛刻的条件下失去工作岗位的，姐夫只是其中之一。这怨得姐夫吗？姐姐就是转不过弯来，总是怨他没本事，说他是“整天杵在家里的窝囊废”一般情况下姐夫总是逆来顺受，但是，蔫人豹子胆，姐夫急了的时候好生了得，经常把姐姐打得鼻青脸肿，并且喜欢砸碎家里本来就不多的能够使用的锅碗瓢盆之类的东西。果然，吴克勤听到什么东西被摔碎了的声音，侄女照旧嘤嘤地哭。往常这个时候吴克勤总要过去劝几句，把侄女领到这边来，但是他今天没有心思，回到屋里就躺下了。虎生正坐在窗前看书，还没有到精细地留意周围事物的年龄，因此也就没有看到父亲脸上的伤痕。
就是在这天晚上，虎生睡着以后，秀梅对吴克勤说，这地方不能再呆下去了。从秀梅的口气听得出来，她是经过很长时间考虑才这样说的。
吴克勤并不吃惊秀梅这样说，因为这也是他无数次想到过的问题。
“尔格国家政策好，咱在村里那几年，过得多好！北京是好，可北京不是咱的，克勤，难道你以为北京是咱这样的人呆的地方吗？这不是咱呆的地方…”
“是啊！”吴克勤想“北京不是咱呆的地方，这我知道，可是…”他谛听虎生均匀的呼吸声。“可是，北京却是虎生接受良好教育的最好地方…”吴克勤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孩子最近几年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看问题的视野也正在开阔起来，即使不说这个，他那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也让吴克勤感到无比亲近，觉得自己的儿子就应当是这个样子…难道…难道还把这个孩子带回到那个封闭的山窝子里去？
他没有被秀梅说服。
不能被秀梅说服并不意味着不能被生活说服。
秀梅对吴克勤说重新回马家崾岘的话以后七个月，吴克勤就不得不向生活妥协，不得不为这个家庭做更为现实的选择了。
他头一次承认，回北京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就像当年响应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伟大号召到农村去，并且去当了什么先进典型一样；他也头一次承认，如果继续滞留下去，这一次选择上的错误造成的后果将比第一次更为严重——第一次选择毁灭的是他的前半生，在一定意义上那只是他一个人的前半生；第二次选择毁灭的是他的后半生，但同时也是秀梅和虎生的整个未来，甚至，还要影响到姐姐的一生：侄女一天天大了，怎么能老是这样住下去？过几年还有个婚嫁问题，让孩子住到哪里去？
没有任何可以依傍的力量，往哪里看都是空虚，都是不含有任何善意的冷漠。他以为回到北京就能够回到生命本身，就能够闻到小时候闻到的气味，岂不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你怎么可能再重新找到几十年以前丢失的东西呢？
你找不到了，你永远找不到了。
他实在看不出再在北京呆下去会有什么名堂，就连当年回北京的最充分的理由——为了虎生的教育问题——也成了很大的问题：学校总是想方设法收费，今天这个，明天那个，从来不在这类问题上眨眼的吴克勤也不得不盘算如此下去会是什么局面了。他开始怀疑自己究竟还有没有力量继续供虎生上学。
这是一个很难做出的决定。
吴克勤和秀梅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来思虑这件事情啊！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把所有能想到的事情都想到了，最后的结论仍然是：回马家崾岘是唯一能够做出的选择，是唯一的一条活路。
这个不得不做出的决定遇到了虎生的坚决反抗：这个已经熟悉北京城市生活的孩子宣布说，他就是靠捡垃圾生活，也不离开北京！
吴克勤和秀梅相互看了一眼，都觉得再没有什么话可说。在吴克勤心里，甚至于这是他期望得到的回答，就好像他需要儿子的力量来否决那个不得不做出的决定。
事情只好又放下来。
现在轮到生活教训虎生了——这个马上面临中考的孩子觉得不能再向可怜的父亲母亲伸手要被学校额外征缴的三百六十元学费了。那天下午放学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到城南一条发臭了的河边沉思自己的命运。他最终认识到自己的信念在他所面临的现实面前既荒诞又没有道理，他终于抬头看到矗立在他和爸爸、妈妈面前的是一座不可能跨越过去的高山。如果他坚持在北京上中学，继续在这里呆下去，受一辈子苦的父亲和母亲很可能会因为贫困和劳累过早地离开这个世界。真的到了那个时候，即使他学成了，挣了大钱，去报答谁？
他永远不会忘记前天下午看到父亲佝偻着身子在路边的垃圾筒里拣拾饮料瓶子的情景。当时他就像僵死了一样，伫立在离父亲二百米远的地方，默默地看着他。他是眼看着整个世界在面前轰然倒塌的，他不能在那个倒塌了的世界设想自己的命运——这个孩子已经能够像大人那样理性地思考未来了。
这个懂事的孩子终于在一个周未的晚上，像父亲和母亲宣布说：他想回马家崾岘。
吴克勤怔怔地看着儿子，突然，他把儿子搂抱在怀里，父子俩一起嚎啕大哭，秀梅用手掰都掰不开他们。
“不，虎生，”吴克勤难看地咧着嘴，一边哭一边对儿子说“虎生，咱再想想办法…咱先不走，再想想办法…”
没有办法可想。这个家庭终于接受了上天做出的安排。
姐姐一家人热情地挽留他们，正是在这种挽留中，敏感的吴克勤发现他做了一件实际上让大家都感到满意的决定。在严酷的生存层面上，即使是亲情，也需要一定的条件，目前你没有这个条件。看着姐姐忧郁的眼睛，吴克勤的想法是：就当是报答了一次姐姐在他插队期间为赡养父母曾经付出的辛劳吧！
一九八八年春天，北京插队知青吴克勤就像二十年前那样，到派出所重新迁出了他和虎生、秀梅的户口，离开了北京。
从此以后，我们这些中学同学就完全和他失去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