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不得不结婚
既然如此不愿结婚，他们为什么还都要结婚呢？有些同性恋伴侣甚至互相规劝，希望对方还是结婚为好。例如，一位同性恋这提到他大学的一位同学，两人有过同性性行为，但分手时“他对我说以后不要再做这些事情，劝我毕业后早点结婚。”另一位调查对象也肯定地说：“我们这些人到岁数全都结婚。”在问卷调查中，尚未结婚的调查对象中，大多数表示“打算结婚”
同性恋者到了结婚年龄不能不结婚，首先是怕暴露出自己的真正性取向。一位调查对象说：“要是不搞对象，怕邻居说我有病、有缺陷，往这方面想。住楼房也有人说，四邻也问。”于是，结婚成了掩盖真情的手段，却并不会真正制止同性恋活动。有人说：“结了婚搞同性恋的多了，有抱儿子、孙子、重孙子的，老婆全都不知道真情。”一位同性恋者这样说：“我结婚是出于无奈，可以说是为结婚而结婚，到37，8岁还没有结婚的男人引人注目，很多人给我介绍女朋友，没有感情谈不起来，周围舆论就说我挑剔。”
不得不结婚的第二个原因，是为了避免现实生活中的损失。一位调查对象说：“单位和社会的压力很大，不结婚不行，不结婚就分不到房子，提拔使用也受影响，别人会认为你孤僻，个性强，不合群。还有人说我在外面乱搞（女人）。我反正也不追求幸福，反正多数家庭也不幸福，所以我就随便找个人结婚…我觉得我在各方面都受了影响。”
第三，不少同性恋者认为，结婚是为父母家人和社会应尽的义务。一位调查对象说：“即使中国许可同性恋同居，我也不愿这样做，因为要给父母尽义务。”另一位说：“我倒不怕别人说，但要为父母着想。”还有一位说：“好多人为了父母结婚，我为姐姐结婚，她62岁了，我从小丧母，是她把我带大的。她看我一人在外，孤孤单单的，经常掉泪。我外甥女来信说：妈妈又为你掉泪了。我为了安慰她，不得不结婚。”
有些同性恋者具有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家庭和社会责任感。当我们问一位调查对象婚后是否打算要孩子时，他说：“当然要孩子，结婚不就是为了要孩子吗？”异性恋婚姻中，除生儿育女外，夫妻的感情和共同生活也是婚姻的重要内容。而同性恋者的婚姻，出于对夫妻共同生活的憎恶，只能把生儿育女摆在唯一有实质意义的地位上。正如一位同性恋者所指明的那样：“男的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对社会要尽义务。”从问卷数据看，绝大多数人将来打算结婚后生儿育女，只有极少数表示“不打算要孩子”
第四，结婚以后再离婚，以便取得过一种不必受人打扰的单身生活的身份。在中国，一个大龄未婚男子会不断受到打扰，这些打扰中即有好心的介绍对象，也有恶意的猜疑；而一个离婚的男子却可以免去这些折磨，得到人们的谅解－－他是离了婚的，心灵有创伤，所以才不愿再婚，让他一个人独自清静一下把。一位因同性恋入过狱、结过婚又离了婚的同性恋者，把结婚、离婚和入狱概括为一个同性恋者要过的“三道关”他对一位刚从拘留所出来的同性恋旧友说：“你已经过了一关，还要过结婚和离婚这两道关，这样，你这辈子才能算全过完。”
即使在西方社会中，不结婚的人也会蒙受损失，无论在形象上还是在实际利益上，都是如此。正如格兰姆斯在《性后果》一书中指出的那样：“男子到30岁尚未结婚，人家就会认为他有什么问题，或疑他是同性恋者，或疑他是性游戏者。他在军界、公司、政界及工会组织中都不会升至高位。在学术界和艺术界有成功的可能性，但在人们眼中仍是可疑分子。因此可以认为，结婚和正常的外在表现是男人事业成功的助力。”（格兰姆斯，第57页）看来，各种文化中在这一点上十分相似，尽管未婚人所感受到的压力程度有所不同－－在中国社会中，虽然未婚男子不会被很多人疑为同性恋者，因为公众对同性恋现象的警觉性远远低于西方社会，但他们所承受的结婚压力，显然大大高于西方社会。
尽管有如此强大的结婚压力，还是有少量同性恋者抱定了终身独身的志向。这种人在年轻人中更多一些。有一位20多岁的调查对象在回答“是否打算结婚”这个问题时这样说：“我不打算结婚，也不打算要孩子。现在结婚还有什么用呢？在生活上不是非得要一个人互相照顾帮助才能过得下去。男女都有自己的工资，洗衣服有洗衣机，那一点家务都能自己做，没有妻子完全可以生活得下去。结婚什么用处也没有。”这位调查对象已经把婚姻的全部功能归结为照料家务，把妻子的作用等同于一个家务女工。
另外有些抱定不结婚志向的同性恋者，对同性恋者的结婚持有更为激烈的看法，他们认为同性恋结婚是自私的和不道德的做法。有一位这样讲：“我知道有个人结了婚，后来女方发现他是同性恋就离了。明知自己的同性恋还结婚，这是不道德的。所以我不结婚，这样就不会把自己的痛苦传给对方。”这位决定不结婚的同性恋者还认为：“作为丈夫就应全身心地爱妻子，性生活也一定要有感情投入。我作不到这一点，所以不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