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室的红色灯光还在转。
它不停地把那种恐怖的暗红色光线，投射到宫洺的脸上。他的脸沉浸在一整片黑色的阴影里，每当被红色的光线照亮时，就显露出让人从心里恐惧的绝望。
我忍受不了走廊里那种可以压碎我每一节脊椎骨的沉默压力，走向医院休息室的咖啡间。在那里，我看见了正在帮宫洺冲咖啡的kitty。
我不知道和她说什么。我拿了一个小纸杯，撕开一袋廉价的雀巢速溶咖啡，倒进去，然后放出冒着热气的水。
Kitty把她的随身带来的咖啡和奶精收好，放进她那款LV的neverfull手袋里。去年这款号称“可以放进一个婴儿"的手袋风行的时候，整个上海都订不到。Kitty用宫洺的名字帮自己定了一个，威胁我要是我敢说出去，就拿钢笔捅进我的胸部里。
她转过身来，端着咖啡对我说：“你是不是觉得世界末日到了？"
我点点头，红了眼圈。
她看着我，带着一种同情的眼神：“那你就错了。事实是，如果手术室的大门打开，医生告诉我们，崇光去世了，而且，这对于一个成功率只有15%的手术来说，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那时候，才是世界末日。"
Kitty抛下目瞪口呆的我，转身出去了。
在拉开门的时候，她回过头来刺了我最后一剑：“你知道崇光是因为你才做这个手术的，对吧？"
顾里再一次来到这个医院的时候，这里并没有什么变依然是美的像模型
一样的山水、湖泊，巨大的森林像是从远古时代就存在的一样。
她慢慢的走过那个湖泊，几个月前，她在这里一头栽下去，那个时候她想过干脆随着父亲一起走好了。
而几个月的现在，她穿着Dior的白色小高跟鞋，镇定的像个圆规一样，飞快的朝手术室走去。路过一个护士的时候，她还抓着对方尖刻的说：“你们这个湖边上的地面要是就是再这么滑，我就去起诉你们。"
顾里在湖边找到我的时候，我刚从病房里面出来没一会。我待在里面，感觉自己像是随时会死去一般。我走的时候，宫洺一动也不动的坐在椅子上，从我来到这里开始，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这样一动不动地坐着，像一个假人，开心的时候，流泪的时候，痛苦的时候，得意的时候，他都是这样，像北极冰天雪地里的一湖冻泉．
他的身边放着KITTY帮他冲好的高级咖啡。这已经是第二杯了，刚刚冲好的第一杯，被他抬起手来泼到一个胆怯地哆嗦着过来问他要签名的小护士的身上。
顾里在我的身边坐下来，我把头靠上她的肩膀，就像在学校的时候，每天晚上看电视都会靠着她一样。我说，我饿了。于是她从刚买的巨大PRADA拎包里拿出一个用高级环保纸包装好的烟熏枪鱼三明治，包装纸上面全都是法文．
我还没说完，就被宫洺转过来的白眼吓住了，他脸色发青，哆嗦着嘴唇对我说：“…鱼…"
我赶紧把那个三明治丢进包里，然后死死地拉上了拉链。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过得并不开心。
事实上，越来越重的乌云翻卷着堆积过来，覆盖着我们头顶的天。
崇光的状态一点都没有好转，他没有清醒过来，信条仪器上的曲线，一天比一天微弱。我和宫洺隔着玻璃，只能默默地看着戴着氧气面罩一动不动的他，却没办法走近，对他说话。
崇光脸色苍白，异常消瘦。嘴唇像是广告里那些另类的涂着白色唇膏的模特一样，看不到一丝血色。他的呼吸很慢很慢，胸口持续地起伏着。他的眉毛轻轻地皱在一起，不知道他是在做梦，还是在经受着痛苦。这些我们都无从知晓。
他留在一个我们都去不了的世界里，挣扎着想要回来，又或者，是挣扎着，不想被拖进寒冷的死亡。
进入12月之后。上海的冬天寒冷得更加彻底，雨雪更加频繁地笼罩着这个城市。偶尔出现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就会让整条南京西路上的咖啡店里坐满了人，后院草地上的露天座位，更是拥挤得像是股票交易市场。人们太需要温暖的阳光了。
崇光也是在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醒过来的。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可以进病房看望他了。我照常地把买给他的、他最喜欢的白色绣球花（天知道这是对么贵族的东西，我以前只在电影里的结婚镜头上看过，新娘总是拿着这样的花束走在红毯上）放在他的床头，然后坐在边上看着他发呆。
直到他睁开勒眼睛，我都还不知道。我依然傻傻的坐在那里，看着他消瘦的脸庞，看着他因为没有修剪而变得更加锋利和肆意的浓黑的眉毛、高高的眉骨和挺拔的鼻梁，还有下巴上的一圈胡茬。
他眨了眨满是血丝的憔悴的眼睛，然后清了清喉咙，发出一声模糊而又嘶哑的声音来“嗯。"
那个下午，我趴在他的胸口，流了很多眼泪。
我闻着他身上浓烈的消毒水的味道，还有一些手术刀的血腥气，但是，在这些剧烈的气味下面，是他重新恢复过来的、充满生命的味道。那种弥漫着和煦阳光和花朵芬芳的生命热度，虽然只是很微弱很微弱的一些，但是我知道，它会慢慢苏醒过来，然后越来越强烈，最后变成一个笼罩在我头顶的巨大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