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
我经常感到冥冥中有种什么力量和自己作对，不然为什么总是碰壁，找份洗碗的工作也这么难，卖小菜也赚不到钱。还有一次在报上看到一家医院招厨师的广告，十三块钱一小时，我去约见了，自我感觉还不错，以为会有点希望。出来了在心里问自己，如果得到这份工作能稳定，还回国去不呢？这样想着心中就“咚咚”地跳，似乎马上就面临着重大选择。等了几天也没有消息，我每天上午不敢出门，怕错过了通知的电话，最后忍不住打电话去问，已经录用了其它人。多次失望以后我也不敢再抱希望，甚至在事前就会本能地预想结果一定与自己所希望的相反，没达到目的正是证实了自己的预想。怀有这样的想法我就不太焦灼，心平气和地面对每一次失败。我渐渐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认定洗碗这份工作是多伦多给我作出的恰当安排，是我在这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在一个凭实力生存的社会里，我的实力仅仅是还有一把子气力。我服了气，对某种好的转机不再抱有幻想。
出乎意料地，我竟小小地走了一次运。
这天中午思文吃饭的时候随手翻着《星岛日报》，翻到一页说：“这里招厨师，你去试试。”我吃着饭没有留意。招厨师的广告天天有，但有本领的人太多太多，哪又会轮到我。她见我没有反应，就翻过去了。吃了饭我躺到床上拿了报纸来看，先看了新闻，又翻到招聘那一版看了，思文说：“招人的广告看了没有？”我说：“看了，天天都差不多。我技术又不过硬，试也白试。”她说：“不是那一页，是一家外国人办的公司，招中国厨师。”我一听高兴了，凭我的手艺，在唐人街餐馆做不行，外国人办的公司也许还能混过去。我翻到广告，是一家由香港老板投资，委托外国人办的中式快餐连锁店，叫做Ho－Lee－Chow，一下就要招进几十个人。我铺开地图查到地址，就骑车去了。
这是一家送餐公司，没有餐厅，顾客打电话订餐，做好了由司机送上门去。公司六家分店前几天一起开张，正缺人手。接见我的是个姓王的总厨，会说国语，几家分店的厨务由他总管。他问我申请什么位子，我说：“炒锅。”他说：“做过几年？”我说：“才做过四年多，在加拿大做了差不多两年了，要不现在就试试。”
他说：“相信你了。炒锅位子没有了，做油炉你来不来。”我说：“对不起，我想知道油炉多少人工一个钟呢？”他告诉我是九块钱，我说：“来。”又说：“不过我做炒锅比较熟一些，王先生今天一定帮我个忙把我分到炒锅位子上去。”他说：“以后看机会，我记着点。”我站起来点头笑着。他指头点一点示意我坐下，说：“有工作证没有，这不是唐人街的餐馆，打黑工也可以。”我说有工作证，他要我复印一份，又要我把开户银行支票帐号也带来，钱直接付到帐号上去，公司只发一张工资单。他问：“今天能不能做，能做就去换衣服。”我说：“明天来可以吗？我今天还要到另一家餐厅去把那边厨师辞了。”他说：“那明天不来就当你不会来了。”走的时候我怯生生问一问：“人工多久发一次？”他说：“每周划到你的帐号上。”我对他半是点头半是鞠躬，说：“那我明天到哪家分店？”他说：“先到这里培训几天。就这样了。”
这么轻易地，一个月就可以多挣几百块钱，我心里高兴透了。出了门我走在马路上，跳起来向空中捞抓几把，象是抓到了钱，塞到口袋中去，口里发出“啧啧”的声音。骑上单车又夸张地想象着自己刚才那副低眉顺眼的神态，把那种神态在心中仔细描摹。描得活灵活现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在心里假装对自己生了气说：“你呢，男子汉呢，做了那副样子羞不羞呢？”于是在心里对自己挤着眼睛扮着鬼脸笑。笑着笑着忽然就再笑不出来，叹口气，嘴蠕动着对自己说：“又装了一回孙子。”
一年多来我总是在装孙子，这样别人看着顺眼，在心里肯定了他自己，想着自己是决定他人命运的人物，也许就给我一份工作。我也想做出不卑不亢的样子，更想做出很神气的样子，可我有求于人底气不足，想做也不能够，万一人家看着你不有点不对眼，机会就完了。我不断地做出低眉顺眼的神态，我要让人家看着高兴，人穷了首先要向钱看，讲不起志气。无论如何，我总算找到了一份还过得去的差使，每小时的收入比纽芬兰多了一倍呢。这是真的，这是实在的，为了这真的实在的玩艺儿我得委屈了自己。我还不太敢相信这样的好事会这样轻易地落到自己头上来，太多的痛苦经验和失望经历使我对希望抱着极深的怀疑。也许明天我去了，他说一句“Sorry”我又完了。我心中计算着如果拿到了这份工作，再想办法爬到炒锅位子上去，有更多的收入。为了钱这东西，我得把内心那种倔犟的反抗冲动打下去。想到这是对命运的暂时妥协，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我的心中轻松了一点。在这个不属于我的世界里，倔犟赌气除了证明自己的不成熟再没有其它意义。我也想带着优越的谦虚微笑潇洒地走几个来回，可这得有实力。这个我没有。我心里明白，我服了气。这样想着我又想到思文。要我以这样的心情对待她，我却做不到。我也明白一个男人在家庭中的位置并不是由他是一个男人决定的，那种非常现实的东西在大多数情况下起着决定性作用，不幸我也没逃脱这个大多数的范围。但无论如何我不能从感情上接受这种事实。有时候我对自己的固执作出反省的时候，又马上有一种内心冲动对这种反省作出本能的否定。我甚至觉得自己是在捍卫着一种关于爱情的信念，爱情不能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改变了就不再是爱情，不是爱情就不必那样执着。我可以承认所有的现实，承认自己的无能，承认自己不配有一份象样的工作，承认自己赖以生存的唯一基础就是吃了饭有一把力气，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可是我不能因为自己的不成功就在家里畏畏缩缩。我可以在所有的方面压抑着自己以屈求伸，只有在思文那里不行。我和思文已经互相等待了这么长的时间，谁也不愿向妥协的方向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不进则退，退到如今想进也难了。说真的，时至今日，我还担心她会向前迈出这一步呢，那样我将会进退两难。
第二天我骑车去上班，路很远，骑了四十分钟才骑到。（以下略去600字…）
干活轻松，精力还过剩，我又在一个韩国女人开的一家小餐馆找了一分半职的工作，吸尘、洗碗、切菜，每天上午十点半到下午两点半，三点钟到Ho－Lee－Chow上班。收入多了，心情也好了一点，到底天无绝人之路。
四十五
多伦多大学有两幢宿舍在央街上，专门提供给那些带了家属的研究生。那里交通方便，租金便宜，申请的人很多，一般要等一年才能轮到。历史系有个天津来的博士轮到了，他和太太住在一个孤老太太家中，不要租金，可又不想让机会轮空了，就把租住权偷偷转给思文。那房子在十八层楼上，一室一厅，比我们现在住的大一倍多，有独立的厨房厕所，租金却也差不多。这样的机会被思文找到了，我不能不承认她的能干。
那时我和思文的关系正处于冰点。我每天上午出去深夜回来，一天说不了几句话。说几句也是例行公事似的。搬家那天早上，思文见我也不收拾东西，也不说走，问我：“我的东西收好了，下午有人开车搬走，你搬不搬？”我正在犹豫中，希望她来求我，又怕她来求我，听她这样一说，我随口说：“你先搬走，我再说吧。”她说：“你不搬就算了，我是叫了你的。”我说：“这些话就多余了点，又没谁叫你负什么责任。”我在心里猜测着她这些话是不是说给自己听的，也许她并不想要我搬去，这样她就在心里对自己推卸了责任。又想，也许她还是想要我搬去，又不好直说。还没想清楚我说：“电视机录象机你都拿走，我不要，我拿着还是个负担，电话机你也拿走，我没有人要打电话。”
深夜我干活回来，她已经搬走了。我站在房子中间，有一种异样的陌生的感觉，自己已经被世界彻底遗忘，没有人再需要我了。我又想象着隔壁那对男女会怎样在心里窃笑，关了门乐得在床上打滚，在楼道里碰了面把那种幸灾乐祸的微笑传递过来。熄了灯我靠在床上默然凝神，一个家就散掉了，这样轻易这样平静，使人根本体会不到这件事对一个人的重大意义。我有点怅然，却并不悲伤，也没有那种曾在心中期盼过的解脱的兴奋。苦涩的孤寂的生活正在我眼前展开，我必须咬紧了牙坚持下去。我想起自己曾定了五万块钱的目标，这一瞬间这个目标成为了神圣的召唤。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不能沮丧，退一步我就完蛋了。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种力量以父母的慈爱关注着你，悲哀和眼泪都毫无意义。
这样想着，眼眶中就有泪水涌了出来。我在黑暗中睁圆了眼睛，竭力控制着不让流下来。僵持了几秒钟，一行泪从面颊上流过，接着又是一行。我大声对自己说：“干什么呢，干什么呢，都几十岁了。”说着抽出枕头，双手抓着从额头往下一抹“嘿嘿”地干笑两声，骂一句“不争气的东西”似乎想也没想，举手打了自己一个耳光。清脆的响声被黑暗的四壁吸收了去，接下来又是一片沉寂。我害怕这种寂静，感到寂静中有一种力量从四方沉沉地压下来。我对着黑暗吹了一声极长的口哨“嘘”的声音在房中浮漾。又深深吸口气，尽可能更长地不停顿地吹着，那一丝声音带着悦耳的尖锐。莫名其妙地，顺着口哨的声调，我在一口气就快吹完的时候，吹起了那首歌“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问自己…”后面的词记不起来，把曲调一直吹下去。声音在夜里特别响亮，我忽然想起如果被隔壁听见，明天会到房东那里去诉苦，于是用毯子蒙了头，在毯子里使劲地吹，终于，吹得口干了，嘎然而止，头颓然地一偏。
在要睡着的那一瞬突然惊醒了，就再也睡不着。我看着腕上的表，已凌晨两点。计算着明天上午十点出去工作，还有时间，就爬了起来，摸了衣服穿上，到厨房冰箱里提了壶喝几口冷牛奶，摸黑下楼开了门，朝唐人街走去。
路上积水的地方刚刚结了冰，踩上去发出断裂的轻响。上弦月象被冻住了一样弯在无云的天幕，星星隐隐约约地闪闪烁烁。一阵寒风吹来，几片落叶擦着我的脸掉下去，带来一点微痛的感觉。唐人街上霓虹灯的招牌和广告还亮着。街上没有几个人，有一两家小酒家还在营业，里面的人映在窗帘上影影绰绰的。又不知从哪个角落传来几声粤语的骂人声。永远游荡的印第安人在黑暗的街角晃动着身影，他们无家可归也不想归家。我从士巴丹拿街拐到登打士街，在街角停了，看道明银行橱窗里的利率表。又漠然向前走。这座巨大的城市离我非常遥远，对它我感到疏远，我无法摆脱那种漂泊旅人的感觉。我深深感到哪怕在这里再呆更长的时间，也仍然找不到心灵的归宿，哪怕有朝一日真的发了财，我不会感到幸福。所有的人对我来说都是路人，我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与他们都没有关系。他们看得起也好，看不起也好，与我也没有关系。我内心没有向社会证明什么的冲动，钱是我与这个社会的唯一联系。这个社会并不需要我，在这里没有什么人需要我，连思文也不需要我，我被遗弃了。
一直走到央街，我看见一些妓女穿着短裙，在等公共汽车的玻璃亭中避风，又有几个穿着长袜毛大衣在冷风中徘徊，向偶尔驶过的小车招手。我忽然觉得对她们不能骂一句“卑鄙”就总结了一切，她们也挺可怜的。我怕惹麻烦不敢走过去，就往回走。看见银行区一幢幢一百多层高的大楼在黑夜中通明透亮，想象着自己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忽然成了某幢大楼的老板，每天进出大楼时，白人小姐毕恭毕敬地拉开大门，我也不望她们一眼，在内心高傲地一笑。到了办公室不断有人进来请示，我以一种优雅的从容一个个打发走了。又掏出烟来，秘书小姐马上给我点着了。我吐着烟雾，靠在安乐椅上，思考着怎么到中国去投资，寻找自己需要的那一种感觉。正想着眼前一个人影一晃，我吓了一跳，倒退了一步，原来是个露宿街头的讨乞者，是个印第安人。我摸出一块钱硬币塞给他，匆匆走开，在心里抱怨他打断了自己的好梦，再往下想也没有情绪了。又想起自己在这么冷的天还舍不得花一块钱坐地铁去上班，骑车跑那么远，于是在冷风中给了自己一个嘲笑。从明天起我不能省这点钱了，我自己也是个人，对人我不能那么刻薄。在深夜里我游荡了一个多小时，冻得受不了，一路小跑回到那空寂的小屋里。
第二天去一号店上班，总厨说：“调你去五号店，今天就去。”我说：“是做炒锅吧？”他说：“去就知道了。到那里找阿来，他是头厨，看他怎么安排你。”我又转了地铁到五号店去，找了阿来，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他问我：“你会炒菜？”我说：“我都做了好几年了，王先生说调我到这里当炒锅。”他问：“过来几年了？”我说：“三年，在纽芬兰我当了两年多厨师。”他说：“Youarelucky，来三年就当了两年厨师，当年我从香港过这边来，餐馆里做了三年还没摸到锅边呢。”又说：“今天我看你做大厨，楼下换衣服。”我在计时器上打了工卡，到地下室换了衣服，又掏出菜单飞快地溜了一遍，幸而这几天每天看了几眼，也差不多背熟了。又想象着炒菜的动作，手动了几下。两个多月没做，手明显有点生了。到了五点钟，订单从传真机中不断出来，生意比一号店要繁忙得多。阿来在后面配菜，我和叫阿长的厨师在前面炒。头几份菜阿来看了一下，下面就让我去了。
这一站就是五个小时不动，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以下略去1000字…）。
四十六
那家小餐馆的韩国老板娘的勤奋令我吃惊。她从上午十点到凌晨一点工作，天天如此。她独自带着两个儿子生活，开这家小店九年来，没有出去玩过，有很多年都没去过湖边了。还是在七年前她因为办移民的事情离开多伦多到渥太华去过一天。她跟我说这样的生活没有意思，非常可怕，好在已经习惯了。又说：“Tomake摸ney，nochoice。”我本来还闪闪烁烁地想过，有机会了是不是自己办一家小餐馆，听了这话不敢再去想，在心中承认了自己不是吃这棵菜的虫。有一次她应付一百零五块钱给我，却付了一百五十块，我想她算帐可能会算出来，把多的钱退给她。她收了钱，从裤口袋中掏出一沓钱夹到一起，又夸我说：“Youarehonest"。我当时就意识到这钱不退也可以，在心里后了悔，暗暗跺脚骂了自己几句。
这天我从小餐馆干活回来，到唐人街买了《星岛日报》，准备另找房子。我不能一个人住四百块钱一间的房子，再过几天这房子就到期了，多住一天也要交一月的钱。我必须尽快找到一间便宜的房子。我找到了一间小房子，二百四十块钱一个月。我交了二十块钱的押金，说好三天后搬来。房东给了我一张收据。现在每个星期我只有两个半天的休息时间，在Ho－Lee－Chow休息的那两天，我也得去小店干半天。这两个半天对我显得珍贵，我可以喘口气，心中早早就计划着这时间能干点什么，好几次我想放弃了小餐馆的工作，又想起挣钱的机会实在来之不易。每天上午九点钟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出门，心中好象赴刑场似的，向往着晚上快点到来，一直到深夜才回家。这种紧张有个附生的好处，可以让人没有精力去想那么多。晚上回来经常是澡也没有气力去洗，身体往床上一板就睡去，睁开眼睛又得动身了。想起韩国女人来加拿大十多年了，一年到头也是这样生活，我心里又有了一点勇气。
钱是这种可怕生活的唯一补偿。劳累是可怕的，但没有钱的可怕比劳累的可怕还更可怕些。所以可怕了你还得迎着那可怕走过去，不能怕那个可怕，你觉得可怕很可怕那就更可怕了。在这里有钱的人什么都是，没有钱的人什么都不是，对这种现实你除了接受之外，根本无法去讲道理，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出国之前，我没想过钱这东西还能够这样有力的支配了自己，那时从心底我还有点看不起钱呢，觉得俗气，但眼下我不能有别的选择。想到这一点，我打了个寒颤，全身马上泛出鸡皮疙瘩，摸着胳膊上的疙瘩我警告自己，钱毕竟是身外之物，如果它以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使自己把这种日子无穷无尽地过下去，那我就完了，就把生命变成了追求数字的游戏。心中还有这么一点反抗意识，我觉得自己还是个正常人，还不象那老板娘从人格上已经完全被钱同化。我又想到自己订的五万加元的目标太高，还有太长的路要走。按目前的速度还要差不多两年，想到这点我感到绝望的痛苦。好多次我在心里跟自己抗争，想推翻这个目标都没有成功，才知道人原来最容易被自己禁锢。
在我要搬家的前一天晚上，我在餐馆干活，经理说有电话的我。这太奇怪了，在这个城市还会有人打电话给我？五号店的电话号码连我自己都没有注意过呢。我拿起电话说一声“哈罗”那边传来思文的声音：“今天晚上你回过这边来好吗？我已经把你的东西都运过来了。”她说着轻轻笑一声：“没跟你商量，你不会有什么想法吧？”我说：“又不早说，我房子都找好了，押金也交了。”她马上说：“那我叫部出租车把你的箱子毯子送回去。”我说：“那算了，你告诉我住在几号。”
接了这个电话我没有高兴也没有不高兴。下了班我在央街地铁站下了车，心想，这个位置好，每天上下班也不必转车。我没有开楼下门的钥匙，进不去那玻璃大门。在通话器上找思文的名字也找不到。我等急了胡乱按了一个按纽，（以下略去220字…）。
我不停地按，再也没有回应。我想：“反正我没事，对不起我就这么按下去了，吵着了你是你活该，谁叫你骂人。”正一下一下按得来劲，电梯响了。我想可能是那人下来骂人了，赶忙坐到一边假装打瞌睡，想着他要是问我，我就说刚才有个人在按那些按纽，又走了。正低了头笑呢，有个声音叫“高力伟”是思文。我说：“我都准备在这里过夜了。”她说：“等了多久？”我说：“反正这段时间如果在赚钱够买一袋米了。”又问通话器上为什么没有她的名字。她说：“我是顶别人的名字住进来的，你忘啦？”在电梯里她望我笑一笑，我也望她笑一笑，都不提那件事，到十八楼进了屋子，我说：“你好好过啊，一个人住这一套！”这房子的确很好，木板地，有五十多个平方。她说：“所以我把你喊来。”我说：“至少每个月可以省几百块钱房租。”她说：“我没有这样想。”我说：“你是想起我一个人太可怜了。”她说：“你知道就好。”我说：“谢谢你还记得我，我没有料到自己这样一个人还值得别人记起。”
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我们又住到了一起，关系却还是平平淡淡，没有争吵，也没有那份情绪。要是自己是一个挺拔的形象，我就会有那一份宽容一份大度，而不会这么狭隘这么固执。我落到靠偏执来维护内心那一份骄傲的地步了。明白了这一点我还是不愿放弃，我等待着思文彻底妥协。
思文没有收入，我主动提出房租伙食全都归我承担。她说：“那就先欠了你的，记下每个月多少。”我说：“我高力伟再没有志气再舍不得钱，也不至于就要跟你来算这个细帐，男子汉气慨的牛皮吹不起，也不至于那么小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