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这天思文去了学校，我在房子里闲得无聊，懒洋洋地在街上走。我毫无感觉地走过了许多街道，也不知走了多久，终于想起应该回去了。对走过来的路我完全没有印象，就在路边的草地上坐下来，拿出地图查看，原来已经走了这么远，都快到港口了。我干脆再往前走，去看看大西洋。到了港口才知道这是一个海湾，对面的山遮挡了那波涛的一望无际。我靠在水泥栏杆上看下面的船只在卸货，吆喝声一阵阵传来。北方的太阳温和地照在我身上，有了一点醉薰薰的感觉。我解开衬衣敞着怀对着太阳，海风吹鼓着衣襟哗哗地响。我忽然想起了阿Q，靠着墙根在太阳下捉着虱子，在嘴中咬得毕剥的响，身上也麻酥酥痒起来，心里知道不会有那小动物，仍在肩上背上摸索了一回。又想起那个太阳就是这个太阳，永远照耀人间却永远无动于衷，这似乎有着不可思议的可笑。我摸索着身上想着阿Q如果真有其人，他再也想不到，在几十年后在地球的另一端在同一个太阳下，会有我这么一个人想起他来。那年他肚子饿着在末庄看见熟识的酒店熟识的馒头，都走过去并不想要，原来是他知道那都不属于他，正象我刚才走过那些挂着Helpwanted招牌的小店，却木然地走过并不想进去问一声，知道那都不属于我。我在心里把阿Q当作了一个朋友，又想起去年自己写的那篇论文对这个朋友的批评太严厉太苛刻了一点，无可奈何的人总要找到活下去的理由。
正想着忽然有人碰了我一下，我一看是个长着雀斑的白人小孩，他伸着一只手望了我说：“Givemesome摸ney。”我觉得可笑，我自己正恨不得跟别人讨点钱呢。我摇摇手说：“No摸ney，I'mpoor。”他仍固执地伸了手。我咬着牙做了一副凶狠的嘴脸，又张大了嘴望空中咬一口，把他吓得一退，飞快地转身逃跑，逃到安全的地方又回头来望我。我在心里一笑，摸一摸口袋还有一些硬币，又招手叫他过来。他迟疑着走到离我几步的地方，眼盯紧了我随时准备跑开。我手伸进口袋把硬币捞在手心，仔细摸一摸把两个二毛五一枚的弹出去，把那些五分一分的掏出来，手掌合起来摇得哗哗的响，又把右手捏成一个空心拳头，再把那些钱摇得哗哗的响，伸向了他。他走上来在我拳头下伸了小手。我让硬币一枚一枚地从手缝中漏下去，每漏下去一枚停顿一下，去享受那一声轻微的脆响，心里有着一种痒痒的快意。有一枚二毛五的漏到他手中我才看见，伸了左手想抓回来，小孩把手一捏拢，捅到口袋去了。我摇一摇拳头还响着，他又伸了手。最后几个我拖延着，他以为没有了手想缩回去我又漏下去一枚，最后我手中空了仍在他手心上悬着，他等着见没有动静，用询问的目光望着我。我慢慢张开拳头朝他一笑说：“No摸re。”他说声“Thanks”就马上跑开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心里计算着刚才大概送出去了有一块钱，有点后悔起来，但又觉得一块钱也值得，到底还是值得的。
（以下略去1800字）…
我正策划着怎么把发豆芽这件事好好做一下，这天思文回来兴冲冲地说：“今天有好消息，真的好消息。”我问她她不肯说，要我猜。我说：“会有什么好事轮到我？最大的好消息就是豆芽有人要了。”她还要我猜。我想着是不是奖学金有希望了，却说：“别弯弯绕了，你！”她说：“你只管往最好的方面去猜，胆子大一点。”我心想，你弯弯绕我也绕弯弯，于是说：“那一定是家里有信来了。”她摇头得意地笑。我猜来猜去就是不猜奖学金的事，她自己忍不住了说：“奖学金得了！”我问：“你见到逊克利尔啦？”她说：“见了！”逊克利尔是历史系主任。这些日子思文一直与逊克利尔联系，总是告诉他说，高力伟就会来加拿大了，却不让我出面，怕一见面我的英语露了底就没有希望了。在国内时我按历史系的需要设计了课程，编造了成绩单，又在杂志上找一篇论文请别人翻译了自己抄一遍，把中文原文上别人的署名用自己的名字贴了，复印后作了技术处理再复印一遍，毫无痕迹，然后几样东西一起寄出，得了录取通知。没料到现在奖学金也有了。思文说；“逊克利尔一见我就说，keepsmile，我知道奖学金有了，马上告诉他你昨天已经来了。明天陪你去见他。”我沉默不语。她问：“又怎么呢？”我说：“我的英语出不得场还是出不得场。结结巴巴的英语也讲不来倒敢去见他，那不是不要脸吗？”她说：“我已经说了，你的口语不好，读和写没有问题。”我说：“那又能骗几天，暴露是迟早的事。外国人他再也想不到，成绩单和论文还可以编造，连文凭是造出来的还不知多少，我至少还有文凭这一样东西是真的。”她说：“现在都定下来了，你再出面也不怕了。”我说：“我心里畏怯，压力好大。别人在心里笑呢，这种水平还读研究生！我一辈子也没做过这么不要脸的事！”她说：“你呢，你呢！你那张脸是什么脸，倒比总统的脸还威武些！你那么多自信都到哪里去了，恨不得就吹口气把你吹起来。反正人都不认得，你怕什么怕！”我说：“我跟自己心里说，不怕，不怕，可还是怕，这是没办法的事。”
她生了气说：“跟你搞好了现成的还不敢上阵，那现在连我都要靠你这个男子汉怎么办？”我心里一动，象有什么东西要拼着冲出来，又象被什么压住了，吸一口大气把闷气强压下去。她说：“出国，拿到奖学金，别人拼了半条命才得得到呢，你倒是坐在这里就有了。好多人要他少活十年他也会愿意！生在福中要知福。”我说：“好怕听不懂课，丢了中国人的脸。”她说：“别想着自己就代表了中国人，你还没有那么大的面子。英语不行不会学吧！万一拿个文凭也好向国内交待，万一不行了退出来再找工作，就当是拿了钱学几个月英语，进语言学校还要交钱呢。”我心里沮丧得要命，豁出去说：“明天一定去，坚决彻底去！大不了不要我，会死人呀！”思文笑了说：“看，看，这个人！要你去读书又不是要你去上刑场，有那么可怕吗？”我说：“只是我又欠你的了。”她上来捂了我的嘴说：“你我是什么人，说什么欠不欠的！”她就在我身边。我想一把搂了她，含蓄地表现一下感激，可心里那鬼鬼怪怪的力量在反抗着。她顺势在我腿上坐下来，搂了我的脖子撒娇着说：“只要喜欢我就什么都有了。”我抱了她倒象抱了什么，别别扭扭着很不自然。她凑在我身边说：“到底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也应了说：“天无绝人之路。”一下子我想起二十年前，文革中学校不上课，我和另一个孩子去捡玻璃卖钱，有一天看见一整块玻璃碎在地上，欢呼起来说：“天无绝人之路。”都二十年了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正想着思文仰了脸问我：“又怎么呢？”我掩饰着搂紧了她，在她肩头一下一下拍着。她闭了眼一动不动。看看她的脸，我想，不知别的男人是不是也象我一样，没了心理优势就没了情绪？现在我是死鱼一条了。有什么办法，我想活，可活得起来吗？
十一
见到逊克利尔把奖学金的事最后定了下来，但见面时的尴尬我事后还心虚了好久。走进办公室的时候，逊克利尔从安乐椅上转过身来，我按照思文在门外交待的，说：“Nicetomeetyou。”又上去握了握手。他也不起身，指指沙发要我们坐，思文坦然坐了，我也在沙发的边沿坐了，欠着点身子，似乎这样就能表示一点谦卑，对自己的资格不足有点弥补。思文跟他说话，说得很快听不明白。我竭力想去听懂，又装作明白了似的不断微微点头。逊克利尔两个指头不停地在桌面上敲着，目光转向我的时候，进去的双眼象是在很远的地方审视我，我鼓了勇气坚持着迎了他的目光也不避开，仍然点头微笑。墙上那幅东方仕女图，是去年跟思文在王府井买的，不知思文什么时候送给了他。我装着去看那幅图避开逊克利尔的目光，怕点头点不到点子上。思文说话时很快地夹了一句中文：“别看着别的地方。”又把英文很快地说下去，眼睛并不望我一望。我又把目光移过来看着逊克利尔，点头微笑。有一次我得了机会以为听懂了，插问了一句，问原来那个得奖学金的人还会不会来？思文挨着我脚的那只脚用了点劲给我一个提醒，我再也不敢插话。逊克利尔拿出一封打印的信，飞快地签了名递给我，一边吩咐什么。我听不懂但知道是告诉我奖学金的事，站起来双手捧了，微笑着深深点头，一边说着Yes。
出了门我问思文碰我一下是什么意思，她说：“我急得要跳！他刚说了那个人不会来了你又问。他说你听力还是有问题，要我快帮你提高。”我说：“读小学我也许差不多，读研究生！他以为英语几个月就可以过关的！”她说：“他又没欠你的，你还抱怨他。”我说：“怪只怪自己争不了这口气，还怪谁呢？拿了这份奖学金通知我心里铅球一样坠沉沉的。”她说：“怎么办你自己想好，该做的我都做了。路在你脚下你自己去走。注册就在这几天了。千辛万苦得来奖学金，你又犹豫了。”我说：“真的我宁肯去做工。”她说：“做工好啊，可谁要你呢，找工作你试也试过了。”我心里憋着气默默走着，走到公路边，在来来往往的小轿车喇叭声掩护下，我冲着天空喊着：“它妈的它妈的它妈的！”思文冷冷瞟我一眼，嘴角挂着一丝嘲讽的笑意。我装作没有见，心里却是恨恨的。走了好久思文说：“反正就是这样，你自己决定，不想读书在家里学几个月英语也可以。到了北美英语反正要过关的，反正又不是没有饭吃。”我说：“是的是的，反正加拿大没有饿死人这一说。”心里想着：“吃你的饭，这口饭我能咽得下去吗？”
思文不再提这件事，每天仍然是早出晚归，我决心在注册之前再挣扎一下。每天思文一去了学校，我就去买份报纸，看上面的招聘广告。看了三天有几个稍微沾点边的，我鼓了勇气打电话过去，又结结巴巴讲不清楚。放下电话我就跟自己生气，对了镜子呲牙咧嘴地作出种种嘲笑的表情，又指了镜子里的影子，手指一点一点的，在心里骂那影子是猪是狗，是豆腐渣，又撮了嘴唇作势要唾。骂了自己又伤心起来，几乎要落泪，闭了眼强忍住了。还有两次，通话后我说要找工作，对方说了些什么我根本听不懂，没等说完就把电话挂了，心里象做了贼似的跳得厉害。又想象那边的人拿了电话筒在发怔、生气，觉得自己还有点用，能够害人，又偷偷地笑。想来想去唯一的出路还是找中国餐馆，就把电话簿上中国餐馆的地址抄了满满一张纸，标了东南西北几个方向，骑车过去挨家去问。有时推门进去，应待小姐以为我是食客，笑盈盈迎上来引我入座，我连忙申明是来找工作的，马上就收了笑脸，淡淡地往里面一指。这时我心里象被钝器打了沉重的一下，隐隐作痛。心想，我是来找工作的，又不是来讨饭的，恨恨的想踏这些香港台湾来的小姐一脚，骂一声“狗”又不漂亮，傲什么傲呢。那种神态一次次打击了我最后一点信心，明白了找工作原来是一件讨人嫌的事。每次被拒绝我都羞愧得无地自容，觉得自己一钱不值，根本就不配来问什么工作，也不配在这个世界上活什么命。
有一家老板会说国语，问我会不会炒菜，我回答说会。他见我回答不坚决，很和气的一笑说：“跟家里炒菜不同呢。你在餐馆做过大厨没有？”我只好说没有。他告诉我，他的一个厨师下个月去多伦多，想招一个新的。我厚了脸皮说：“让我试行吗，不行了你把我炒了我不说二话。”他说：“冒不起这个险呀，顾客一次没吃好就再不回头了，中国餐馆太多了。”我看他好说话，问他要不要豆芽。他说有人送了，要我留了电话号码，下次要了打电话给我。我说声谢谢准备走，他说：“不忙坐会嘛。”又问我在国内干什么，我说：“教书的。”他说：“同行，同行！”我以为他是台湾人，他告诉我是上海人，姓顾，都来有九年了。又说：“听说国内变化很大，九年没回去，也不知上海怎么样了。”我说：“我也不知道九年前上海什么样子，这次在上海上飞机看了，很繁华的。”他眼睛向上翻着，似乎在想象着上海的繁华，自言自语说：“该回去一次了。”我想跟他拉拉关系留条后路，干脆多呆一会，说：“你当老板了，回去威风很大呢，现在国内摸着外字的边就吃香，什么时候你也回去把威风抖一抖。”他说：“有这么个理想，过几年吧。”我说：“你们回去还不容易，今天想走明天就到上海了。”他说：“走不开呀，自己的生意要自己守着，一下不守就砸了再扶不起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早上十点晚上十二点。Nochoice。”我说：“要是我有这赚钱的机会，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也可以，有钱赚了还睡什么觉！”
他又问我住在哪里，我告诉他是鲜水路二十一号，他惊奇地说：“是吗？九年前我刚来就住在那里，八二年博士毕了业才搬走。”我有点激动说：“那春夏秋冬的年历画是你贴的？”他说：“山水画，还在吗？都六年了！”又摇摇头“六年了，六年了。”我说：“大陆第一个来纽芬兰留学的就是你？”他说：“是啊是啊。”我说：“你都读了博士还干这个？”他说：“干这个不好？有钱就好。”他告诉我他夫妻俩都是文革中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学量子化学。他在这里拿了博士学位却找不到工作，他的同学比他差，因为是白人，毕业就留校工作了。讲到这里他一笑说：“现在他们都当教授了，不过我赚的比他还多。当时我那个气啊，不公平！又挣扎着找了一年，放不下那个事业的理想。突然一天就恍然大悟了，事业是什么，说到底不就是活得好点吗？活得好不就是钱吗？”
我抓住这个机会说：“是啊，钱，钱都把人逼死了。我太太在大学读书，也没奖学金，还靠我挣钱供她呢，我找来找去也找不到一份工，心里那个急啊！”他也叹气说：“难啊难啊，刚来谁也是难，我刚来的时候还难呢。”我见他并没有帮忙的意思，心里急着再去找工作，便告辞出来。他送我门口说：“苦几年自己找份生意做，当自己的老板，还是有希望的。”我心里一动问：“你这餐馆多少钱开的张呢？”他伸出手张开五指张合几下说：“五万块。铺面租金每月三千五，我心里压力比你还大呢，生意不好就要了命了。”我说：“五万块我想着就是天文数字了。”他说：“刚来你这样想，明年你想法就两样了。”我念叨着：“五万块，五万块。”觉得这个数字有着某种神圣的意义，它在很远的地方向我遥遥呼唤。他又告诉我去年在城北富人区买了一幢房子二十多间，分期付款二十五年付清。他现在的理想就是提前十年付清。我说：“你前前后后二十多年辛苦，就是一幢房子啊！”他连连点头说：“加拿大就是这点理想。想着那房子，梦里醒来也笑一笑。在上海我们是挤怕了。我们一辈子这样了，为了孩子嘛。两个女儿都念中学了，成绩是这个。”说着伸了大拇指翘一翘。我怕他又要跟我谈自己的女儿，连忙赞道：“好幸福啊，好幸福啊。”跨上单车准备走。他给我一张名片说：“有什么生意带过来，凭名片就是特价。”我说：“等我有生意带，我就出头了，还早了点。”他说：“不要小看自己，什么事也是可能的，有朝一日，有朝一日嘛！”
踩着单车我在心里问自己，就算走运，有朝一日我混到了这一步，会不会觉得很满足很充实呢？这条路太艰难也太可怕了。我没有这份勇气，只能赚一把就跑。这样想着心里更急起来，觉得那颗心在油锅里煎着，恨不得到什么地方去抢一份工来做。回到家里思文还没有回来，我把标了记号的报纸丢到楼下垃圾桶去，用废纸盖住，计算着明天该怎么行动。听见楼梯上思文的脚步在响，我马上拿起《新概念英语》第四册歪在床上看。晚上思文在桌子上写东西，我捧着英语书坐在床上，心里乱糟糟的哄哄一片，象是有很多小蜂子爬在蜂窝上嗡嗡的响。手中的书看不下成句的话，心里沮丧着悲哀着，脸上仍做出若无其事的神态。我明白自己纸老虎的本相越来越难以掩饰，男人的最后一点自尊自信也越来越难以维持了。
第二天思文一走我又出了门。在门口我停了一下，心里有一种豁出去的慷慨，自己激动着似乎有了告别这个世界的勇气。骑车到了一家大的中国餐馆门口，那勇气又荡然无存。我觉得自己不是去找工作而是去讨钱。自己一无所长，老板凭什么要你？还没有进门我就预想到了失败的结局，这几天的忙碌使我有了这样的经验。算一算我已经跑了二十几个地方了。我把单车停在马路对面，来来回回地走，想等到中午看看这餐馆生意怎么样，一边在心里骂自己没有用，昨天还敢问一问呢，今天这都怕了。可骂完了还是没有用，不敢还是不敢，真没有办法。我想着如果它生意好，马虎一点凑合着也许就要我了。我又恨自己戴付眼镜不象个能做事的样子。到了午餐的时间，进去的客人不多，我心里凉了半截，每一个过路的人我都盯着他，希望他进去。又把自己的目光想象成一双无形的爪子，每一个从那门边路过的人被这爪子那么轻轻一拎就进去了。餐期快过去了，我越过马路从餐馆的窗下走过，窗帘遮住了看不到里面的情况。我发现最边上的窗帘张开了一条缝，便凑在那里朝里面看。还没得太清楚，发现一个应待小姐端着盘子停在那里，以哑口的惊讶注视着我。我马上往旁边一躲，绕一个大圈子越过马路，跨上单车飞踩。回头看时，那小姐正站到了门口朝这边张望。
十二
完全绝望了。明天是注册的最后一天，我不得不回过头来认真考虑去读书的问题。无论怎么说服自己，我也不能消除内心那种恐惧感，没有办法。对自己的英语我完全没有信心，发音也经常是奇奇怪怪，生硬着经常被别人模仿调笑，没有办法。平时话都听不明白说不明白，能听懂课吗？可惜逊克利尔不知道我那论文是怎么问世的。我在想象中描绘着自己那一付狼狈的样子：低了头夹着书包走进教室，不敢看老师也不敢看同学，瞥见靠墙有一个空位，就溜了过去。至少墙的一面能给我一种安全感。往那儿一坐浑身就冒出汗来，脸上发烧，不知老师讲些什么，却紧盯了书掩饰着。想到这些我身上潮起了汗。但回过头去想找工作的绝望，想起那六千元奖学金，我又有了勇气。除了交学费，我的奖学金也够我们俩过最俭朴的生活了，思文的奖学金和助教收入可以存下来，这样一年的辛苦艰难也有一点结果，否则苦就白苦了。我在心里把读书当作一个缓冲阶段，一旦有了工作机会，就不读了。这样想着我打定了主意。：“管它妈的娘的，丢脸怕什么！面子是有钱人的奢侈，轮得到我操这个心吗？”
我想要思文来提及去注册的事，这样至少对自己走投无路的窘境还有一点遮掩。但她回来对这件事只字不提。我心里气愤着，甚至有点恨她。我知道自己这样是毫无道理的，却无法消除那种愤恨。我感到了我们之间有一种隐约的对立，似乎是在进行着一场意志的角力。闷闷地吃了晚饭，我更加觉得她的沉默是一种预设的姿态，想找一个借口来找她一点麻烦。吃完饭我把汤勺一丢“咣当”一声在碗里跳着发出一声脆响，然后看了她会有什么表示。出乎我的意料，思文毫无反应，默默洗了碗上楼去了。我看着她的背影在楼梯上一步步走上去，感到了一阵羞辱，一种轻蔑，恨不得拖了她下来逼迫她和自己吵一架。我上了楼，她伏在桌子上看书却并不抬头看我一眼。我捧了英语书靠在床上去看，好久好久，眼睁睁的一片模糊。终于我坚持不住，装着漫不经心地问：“这几天要报到了吧？”说了马上知道自己装得并不很象。她说：“注册？我今天已经注册了。”接下来又是沉默，并不提到明天是最后一天。我意识到她是打定了主意要我折了腰，自己把问题提出来。我把书放下一点，目光越过书去观察她的侧影，忽然觉得她并不是象我既定概念中的那么漂亮，甚至有点丑，举动中也有着一种说不明白的不顺眼不对头之处。我惊异自己为什么结婚几年来从没意识到这一点。当她的头一动，我马上把书举起来，挡住自己的脸。她又把打字机打得“啪啪”的响，我想到这声音妨碍了我看书，正可以作了一个生气的理由，心中象捞着一根稻草正想生气，她却又停了。我准备着只等响声一起，就毫不迟疑马上发作。一口气停在喉咙里随时准备冲出来，等了半天却没有动静，心里恨得痒痒的。我鼓着气，想象着自己是关在铁栏中的一只狮子，四面奔突也冲不出这拘禁的樊笼，只好伏在那里，竖起头上的鬃毛，发出低沉的吼声，眼睛四面搜寻，肌肉紧张着做好了不易察觉的进攻姿态，一旦发现目标就奋力扑了上去。
快睡觉的时候来了一个找思文的电话，她通话后忽然转换了话题问对方注册了没有，又提到明天是最后一天了。我知道她这是给我一个侧面的提醒，启发着我主动去问她这件事。我心里赌气地想，你想要我去注册我偏不去又怎么样？又一想这是跟谁赌气呢，不是跟钱赌气吗？只有这一条路可走我别无选择。想清楚这一点我决定妥协了。明天注册还得她陪了我去，我怕搞不清程序又怕听不明白别人的意思。这样想着心里又有了那种豁出去以后视死如归的慷慨，不管她对这样一个低能的丈夫有什么想法，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没有关系。我想象中浮现出一个古雅的瓷瓶，上面那暗红色花纹的立体感真真切切，往墙上一碰，就粉碎了落在地上。我耳边似乎听到了那一声清脆的响声，嘴角便也浮了一丝刻毒而残忍的微笑。
我想着怎么开口。我感到了内心那种顽强的抵抗。我记起有一年春天到河边去游泳，河水很凉，我在岸边犹豫了很久，先用脚去水里探了探水温，又掬了几捧擦在胸前微微瑟缩着，并没有去下最后的决心，不知怎么一来便一跃入水。在水中马上就获得了那种安全感，意识到水中并没有那么可怕，先前的犹豫简直毫无必要毫无意义。这样想着就知道了自己现在的内心挣扎也毫无意义。下了决心我心里轻松起来，用尽量温和的语气问：“你今天注册人多不多？”她侧过脸来说：“要排队，明天人就少了。”她并不象我期待的那样把话题转到我身上来。我知道她在心里已经暗暗设计好了，哪怕我给自己铺下了一级台阶，她也不接续着，要我自己一直铺下去。我在心里骂了一句“它妈的”又问：“那我呢？”我顿顿看她仍不接口，马上又说下去“那我明天下午去可以不？”她说：“下午人更少办得快。”我启发着说：“办手续麻烦不？”说着我心里想，你还装傻我就硬着头皮自己去了。她说：“还是我带你去吧，怕你说不清楚。”我说：“好好，你带我去。”我把“带”字咬得很重，她笑了说：“又咬文嚼字了，陪你去，陪你去不行吗？睡吧”
睡下去的时候她在毯子那边伸过手来轻轻拉了我胳膊一下，示意我主动靠近她。我心里忽然有了一种报复的快意，心想，也轮到我来装傻了，想不到这么快我就有了机会。我熄了灯就侧过身，背对了她一声不吭。她的手在我肩上轻轻触摸了一下，犹豫着又缩回去了。我心里好笑着想，你自己再铺两级台阶我再接续下去，等了好久却再不见动静。我又有点于心不忍，轻轻哼哼几声又咳嗽几声，等她来问“睡着没有感冒没有”她却也一声不吭，看她倔着我也就算了。
我睡了好久总也睡不着，身上却渐渐潮起了一种欲望，这种欲望近来变得有些陌生，今天却出其不意地袭来。我想置之不理仍闭了眼去睡，心里却象有轻柔的波涛一波一波拍着似的痒痒。我终于忍不住，大声咳嗽几声，又叫了一声“思文”没有反应。我想她是睡着了，于是把身体往床边挪挪离她远点，一只手往身下轻轻移动，头脑里也随着生出一些难以告人的幻象（以下略去200字）…。
思文说：“有个wife在身边你还这样！”我想不到思文也明白这种男人的秘密，惭愧得无地自容，含糊地哼出几声说：“瞌睡了瞌睡了。”思文听着我话语中的恳求，也不再深究，只是说：“下次可再别这样！”我蜷缩着不动，夸张着呼吸声假装睡着。
十三
这么着我也算个留学生了。联谊会主席老宋拿着驻渥太华的中国大使馆寄来的调查表格要我登记，我还不好意思，心里觉着别扭。看他也并没有嘲笑的意思，就在写着我名字的那一行把自己的情况写了。从“留学生”这个词儿想到别人，总还有几分神秘几分崇高，想到自己却只是几分滑稽几分荒谬。我正经也是个留学生了，这真太可笑了。我在自己脸上抓摸了几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对看镜子照了自己的脸，嘴里喃喃着：“留学生，留学生了。”心里直想笑。
我从此在一种沉重的心理压力下度日。英语太差，又没有感情上的投入，度日如年地活在这天地之间。我尽量少选课，但至少要选两门。（以下略去600字…）
历史分析方法这门课混在众人中间还能够暂时地逃避，社会发展史这课可真要了我的命了。学生只有我一个人，威尔逊教授就隔着桌子给我上课，有时在黑板上画画写写。每当他讲着笑了起来，我并没听懂也傻子似的跟着笑，点头，表示对他的笑有所理解。我觉得自己是个不成材的演员。这个美国来的教授是个非常和善的老头，对我蹩脚的英语也表示了理解。每星期两次我经历着心灵的煎熬，每上完一次课我都如释重负，想到下一次课还要隔几天，心里就充溢着一种巨大的幸福，我可以暂时地逃避了。每次去上课我想起教授有了我这样一个学生，在心里无可奈何地叹气，就有了赴刑场的感觉。征得了他的同意我用小录音机把讲课内容录下来，拿回去要思文翻译了给我听。这样我在思文面前也做不出有志气的样子。我隐约地感到了一种现实原则在我们夫妻之间也同样在起作用，一个男人，他不能征服世界，就不可能征服女人。我不愿承认它想反抗想挣扎，却又觉得那将是徒劳无益。我心里感激着她，但却羞于将这种感情表露出来。而且，这种感激并不掺揉着爱的体验。
这期间有一个发现使我心里小小地快乐了一阵子。那天上完历史分析方法的课，我去厕所坐在那里看见三面隔板都写满了污言秽语，还有一些不堪的画。以前我总是撒了尿就走了，没有注意到这些。发现了这一点我心里想着，干吗要把自己看得低人一等，那些白人学生一个个温文尔雅风度翩然其实也不过如此，这就是他们的杰作。这样想着我似乎恢复了一点自信。我把那些句子都仔细读了，在心里翻译成中文，明白了天下的人原来都是一般心思。突然发现了几个中文字“五号雅座”我就笑了。走了出来我只记得了一句：“感谢上帝，发明了爱滋病，杀死同性恋者。”以后我看见他们，心里自卑起来，就想起那些话那些画都是出自他们的手笔。
这种令人沮丧的生活持续着，我心里充满了悲哀和凄凉。有几次我半夜里睡不着，蹑手蹑脚摸索着下了床在楼下的公用客厅里呆坐。周围一片浓黑一片寂静，黑暗中象有什么东西沉沉的压下来。我想象着自己是困在一口很深的枯井里，四周都是黑暗，洋溢着潮湿的瘴气，不时闪现出厉鬼狰狞的面孔，不时又传来一两声似人似鬼的嘻嘻之声，又似有什么人在一个隐秘的角落轻轻诉说轻轻叹息，使我毛骨悚然遍体冰凉。我抬起头，穿越那浓厚沉重的黑暗，望见了枯井顶上小小的一方光亮。那是天空是解救之所在是我的一线希望。我悲切地跪在湿润的枯井深处，向着天空徒然地伸出双手，天空中那一双无所不在的眼睛却忽略了这黑洞洞的深处，目光木然地从这井口边扫过。我从想象中惊醒过来果真遍体冰凉。我抚着自己的胳膊听着自己的呼吸声想着，这就是世界的一个遥远的渺小的角落，这就是无尽时间之流的某一个瞬间，这就是在这个角落这个瞬间呼吸着的我。
十四
我们住的地方也许就是所谓的贫民窟了。（以下略去1700字…）
过了几天在一个周末的中午，那两个警察又来了。我正在厨房做饭，他们自己推了门进来问：“DoesLinSilivehere？”我拍拍自己的胸说：“Mywife，mywife！”警察诡秘地一笑，指指门外。我跟他们说不清楚，把电炉拧关了说：“Mywifeisupstairs！”警察象是吃了一惊，交换一个眼色，我用英文的调儿喊着“思文，思文”跑上楼去。思文跑出来，警察也跟上楼来。思文跟他们谈了一阵，才明白有人shoplifting被逮住了，自称是林思文，住在这里。思文冲到楼下隔了玻璃车窗看见警车后面坐着的是赵洁。警察问她可认识这个人，我在一边悄声要思文说“不认识”思文不理我，马上告诉警察说认识这个人，是纽芬兰大学的学生。警察把赵洁放出来，赵洁说要解手了，拉着思文的手上楼去，说了好一会又下来。思文下楼时慢一步，告诉我赵洁已经哭着给她道歉了。赵洁装着不懂英文，警察问什么她都摇头。警察要带她去警察局，请思文去做翻译。赵洁恳求她不要跟去，我也拉拉她的衣袖要她别去。思文等赵洁进了警车，把我的手甩开说：“干什么呢！以为做了好人她会惦你的恩吧。一个人再没有用至少也得能保了自己！”钻进了车子。到了晚上思文才回来。她告诉我，赵洁在商店偷了一支口红一瓶洗发香波，被老板发现，问她三次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记付钱了，她都否认，只好打电话叫了警察。在警察局她不肯说自己的姓名住址，最后告诉她不说就要在警察局过夜了，她才说了。为了这八块钱的东西，赵洁还要在两个星期后上法庭，警察已经请了自己去做翻译。
吃了晚饭思文兴奋着开始打电话。我说：“你答应了赵洁保密的，放她一马算了。”她说：“她偷东西冒我的名我还替她保密！傻瓜也没有那么傻！”她搬张椅子坐下来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把事情告诉每一个要好的人，最后又嘱咐他们一定要保密。电话打了一两个小时完了，思文说：“高力伟我说你这个人就是没有用，别人都骑到你头上来屙粪了你还做好人，做好人也要看对谁！”
我说：“你自己说多一个朋友就多一条路，多一个仇人就多一把刀，今天你又多一把刀了。”她说：“好人啊，看着你可怜呢，好人！这世界人自己没有几拳几爪可怎么活！”
这时电话铃又一个接一个响起来，那些间接听到消息的人不满足，打电话过来追问细节种种。思文不厌其烦，一遍一遍复述详细过程，打完电话已经十一点多钟，我说：“你舌头起茧了没有，我耳朵听了十多二十遍可真听起茧来了。”
这件事当晚就在纽芬兰大学几十个留学生中传遍了。大家愤怒着也满意着，异口同声地责骂赵洁丢了中国人的脸丢了留学生的脸，同时又为能有这么一件新奇的事给平寂单调的日子带来一点活力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有人又把赵洁打了国际长途拒绝交钱的故事拿出来重新传播，还有人补充说，有一次赵洁在旧货市场买了一张沙发，在门口拦了几个白人帮忙抬回去，说是只有几步路，路上几次说快了快了，结果差不多一个小时才到，使那几个人哭笑不得。以后几天总有人打电话来问事情的最新进展，对“上法庭”这样一个富于刺激性的事件兴奋不已。一星期后思文收到了警察局的正式通知，请她在某一天去法庭当翻译，并告知了报酬的多少。到了那天早上，赵洁突然打了电话来说，开庭已经取消。思文马上打了电话去警察局询问，得知开庭如期举行。她马上换了衣服就走，一边说：“跟我耍小聪明！以为我是谁吧！我不奉陪到底那我还算个人！”我说：“关你什么事呢，你就是好奇！不管这闲事心里就痒抓抓的吗！”她也不理我，把两块面包涂了黄油果酱，急急地骑车走了。从法庭回来她有些失望，说，有个华人牧师帮赵洁出了主意，要她说当时手里拿了伞，把东西塞在口袋里，加上考试昏了头，忘记了。法庭竟倾向于同意这种解释，等第二次开庭再作结论。然后补充说：“加拿大的法官太蠢了，sofoolish！”我说：“那下次你又去，又好了奇又报了仇又赚了翻译费。”她说：“懒得去了。”这件事就这样过去，第二次开庭的情况无人知晓。